空炸德国 英国空军在二战中为何不得不轰炸德国平民

【编者按】

约翰·基的《二战史》于今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约翰·基根多年在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讲授军事史课程，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客座教授，是当代最优秀的军事史家之一。他的《二战史》，以二战战事本身为关注点，对每次重大战役都做出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和点评，对二战中出现新的战争形态，如装甲战、航母战、坦克战、空降战、城战等均以相关战役加以阐释。本站经授权摘编该书中关于二战中战略轰炸的章节。

英国皇家空陆军在二战期间使用的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在二战后期对德国军队的轰炸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轰炸机”哈里斯出场

1944年1月12日，英国皇家空陆军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兼空陆军上将阿瑟·哈里斯写道:

       很明显，轰炸机司令部能够给予“霸王”最好的而且确实是唯一有效的支援是，如有机会就猛烈轰炸德国本土合适的工业目标。如果我们试图以袭击占领区的炮台、海防、通讯站或库取代上述过程，那么我们就没将最好的武器用于军事用途——它原本是为了这样的用途而装配和受训的——反而让它去执行无法有效执行的任务，因此我们将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尽管这也许表现出“支援”军队的假象，但事实上却是我们能够帮的最大的倒忙。        

       “轰炸机”哈里斯对将他的战略轰炸机从对德国的“区域”轰炸调去“精确”轰炸法国所达到效果的预言，被戏剧性地证实是错误的。首先，他的飞行员表明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极其精确地击中小目标的技术，即使面临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也有能力维持这种“精确”轰炸。

轰炸机哈里斯预测，他的战略轰炸机将从对德国的“区域”轰炸转移到对法国的“精确”轰炸，这被戏剧性地证明是错误的。首先，他的飞行员表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非常精确地打击小目标的技术，即使面对德国人的顽强抵抗，他们也能够保持这种“精确”的轰炸。

英国皇家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亚瑟·哈里斯将军

       3月，哈里斯和指挥第8航空队的卡尔•斯帕茨将军的异议都被驳回，第8航空队相当于美国的轰炸机司令部，这两支空军皆由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领导。从那时起，战略空军展开针对法国铁路系统的轰炸，它们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损失2000架飞机和1.2万名飞行员。

此外，恰恰与哈里斯的先见之明相反，英国皇家空陆军的轰炸机惊人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有效地“支援”了陆军，还极大地加深了德国在诺曼底的惨败。在军事发展史上，与英美军队相比，德国军队属于老一辈。除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德军依靠公路徒步进行短距离机动，铁路进行长距离机动；所有的物资和重型装备都只有铁路运输，有的部队甚至有自己的机车运输队。

       因此，法国铁路系统的中断和桥梁的破坏不仅严重限制了德军的调动能力，更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它的作战能力；4月至6月间，以及在此后的诺曼底战役过程中，法国铁路的运转几乎陷于停滞，法国北部主要河流上的大部分桥梁遭到破坏或者至少是损坏，损坏程度相当严重，难以很快修好。

许多破坏是由英国战术飞行2 空和新组建的美国飞行9 空的中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造成的。仅从5月20日到5月28日，美国霹雳战斗机和英国台风战斗机就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横扫法国北部，摧毁了500辆机车。然而，更严重的结构破坏——桥梁、火车站和机车修理厂——是战略轰炸机的杰作。到5月底，法国铁路运输量下降到1月份的55%；到了6月，塞纳河大桥的损坏使这个数字下降到30%，然后又下降到10%。

       1944年6月和7月德国西线总司令所维持的铁路运输能力，仅够为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提供所需食品、燃料和弹药的最小量。只有作战部队不作调动，物资补给才能确保送达；德意志帝国和德国本土之间临时搭建的交通网络特别脆弱和僵化，以致前线军队只有固守在这一网络的终点时才能依赖它。一旦离开，它们就要冒着缺乏必需品的风险——因此它们不能“在法国边战边撤”。当巴顿的闪电战摧毁滩头堡周边的防御工事时，德军只能尽快向交通网络连接的下一个设防据点撤退；那就是法德边界的西墙。

因此，无论外围战争还是中心战争，诺曼底战役都证明了哈里斯的错误。目前，空军队直接支援军队，在战略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功。尽管如此，哈里斯真的应该顶住来自高层的压力，命令轰炸机部队停止攻击德国城市，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轰炸机司令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它是过去三年里西方列强对德意志帝国领土施加直接压力的唯一作战工具。而且，哈里斯是空军的代言人，而空军存在的独特原因就是为了轰炸敌人的家园。

       另一方面，德国空军从不赞同这样的作战原则。1934年德国空军诞生时，空军将领们考虑是否应该将它建设成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可是，他们最终放弃了这种选择，因为他们断定德国飞机制造业不够发达，无法提供必要的大型远程飞机。

科尔登和武装部部长斯佩尔都认为，苏联红军在1943年发动的进攻，可以通过反击苏联的工业后方而被击败。正是这种信念促使科尔登试图赋予德国空军队战略作战能力，尽管为时已晚。简而言之，这场危机迫使他采用了一代英美空军队已经采用并轻松改进的战略。

       当他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忙改造中程轰炸机，重新训练飞行员，以便展开“突破”行动时——结果，短期的紧急情况使他没机会采取这些行动——哈里斯已然指挥着一支强大的、拥有一千架轰炸机的航空机队，这些轰炸机都有四个发动机，这支航空机队发展了许多年，尤其用于执行突破任务。

控制权空:英国的战略轰炸概念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

       实际上，英国致力于战略轰炸的概念能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即使1918年“独立的空军部队”仅向德国本土投落534吨炸弹，但是直接攻击敌人后方是空军份内之责的观点已然成为战略思想。

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杜黑将这一观点解释为一种组织严密的系统理论空，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马汉的海洋控制理论。与此同时，英国虽然没有从复杂的理论中受益，但皇家空陆军建立了由世界上第一批战略轰炸机组成的“海空陆军”。它的战斗功能源于皇家空陆军“父亲”休·特伦查德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为盟军最高战争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

       “有两种因素，”当时他写道，“精神效果和物质效果——目标是在两方面都获得最大效果。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是袭击工业中心，你通过攻击军事物资中心造成军事损失和生命损失；通过攻击德国民众中最敏感的部分——即工人阶级——对民心产生最大影响。”

通过倡导这种简单而残酷的策略——轰炸工厂，恐吓那些在工厂工作和生活在附近的人——特伦查德建议将战争扩大到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文明国家在包围城市时才承认这个原则。

       在攻城战中，军队在行动时常常遵循的法则是，选择留在城墙内的民众在围城后将处于困苦之中：饥饿、轰炸，一旦围墙被攻破，投降会遭到拒绝，还有掠夺和抢劫。攻城战的道德观几乎毫无异议地被泛化，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多么接近大规模的攻城，以及战争的进行多么严重地降低了战争领袖、民众和军人的敏感度。

事实上，特伦查德的提议几乎没有争议:当时西方盟友原则上没有反对；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建议将对英法两国政府产生影响，促使他们制定政策来防止“空攻击”，将“空攻击的影响降到最低，或者将对未来敌人发起空攻击的空部队的兵力最大化。

       因此，在凡尔赛，协约国坚决要求永远撤销德国空军；然而时至1932年，英国的斯坦利•鲍德温，当时联合政府里的一位要员，沮丧地承认：“轰炸机总是会用完的。”而英国皇家空军的将领们不断为扩充轰炸机队而斗争，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土空防的战斗机队为代价。

英国皇家陆军认为轰炸是最好的防御方式。20世纪30年代末，军部规划司司长空，陆军上将空，约翰·斯莱勒以经典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兵役的看法。他提出，进攻敌人领土的直接结果是迫使敌人的空军队处于防御和次要地位，而间接但最终决定性的结果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的能力。

       他在《空军力量与陆军》中写道：“至少这样的结论难以驳斥:倘若可以维持任意时长的空袭，即使时间间隔不规则，那么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袭现今能够限制军事工业的产量，以致使之无法按照1918年的模式满足军队对武器、弹药和几乎每种军需品储备的巨大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于战略轰炸后果的担忧尤为强烈和广泛——国际左派尖锐地谴责了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空军队及其德意盟友的远征空军队对共和国城镇的轰炸，其中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是一个重要证据，这大大增强了这种担忧——反常的是，希特勒甚至加入了主要参与国的心中。

       希特勒并未将这种禁令扩展到不去攻击不能反击的国家——因此，德军在1939年9月轰炸了华沙，1940年5月轰炸了鹿特丹——或者不去攻击那些可以反击的国家的军事目标。在最传统的战争公约中，对包括机场、海港、铁路枢纽在内的军事目标的轰炸是合理的。

无论如何，直到1940年仲夏，所有参与国都没有互相侵略对方的城市。甚至在不列颠战役开始时，希特勒就坚持认为攻击仅限于机场和可能被视为军事的目标，如伦敦码头。

       然而，随着不列颠战役毫无结果地持续着，这样的限制越来越难以坚持。当“逼迫皇家空军战斗”的争论白热化时，德军直接袭击了人口密集的目标，希特勒寻找途径证明有理由突破底线。

7月19日，他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胜利演说中宣称，布莱斯高地的弗雷格堡遭到了法国空或英国空军队的轰炸。事实上，5月10日，一架德国空流浪飞机意外袭击了该地区。

       8月24日，德国空军另几架迷航的飞机误炸伦敦东部，导致转天夜晚英国皇家空军报复性地空袭了柏林，希特勒抓住机会宣布德军将毫不留情。“宣称他们将增加对我们城市的攻击，那么我们会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将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行为，”

9月4日，他在柏林体育宫对狂热的观众说:“这一刻即将到来，我们中的一个人将会屈服，它一定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

轰炸机司令部的危机：民众伤亡总数开始成为衡量战略轰炸成功与否的标准

1940年冬天，当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正式发动轰炸战争时，它仍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摧毁德国。在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周年纪念日，它不适当地轰炸了慕尼黑。作为报复，德国空军队袭击了工业城市考文垂，摧毁或损坏了6万栋建筑。英国皇家陆军试图将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升级。12月20日晚，它袭击了曼海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错过了这座城市，只造成考文垂损失的五分之二。如果按人员伤亡总数计算——23人死于曼海姆，568人死于考文垂——可怕的是，从那以后，

       由于曼海姆空袭是对“区域轰炸”的一次操练，或是在只缺正式名分的情况下直接袭击民众的一次演习，轰炸机司令部现在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其道德水准降到和德国空军一样低，却无法与德国空军的区域轰炸能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了。

1940-1941年冬季的“闪电战”期间，伦敦等英国城市遭到猛烈轰炸；1940年12月29日，德国空军队仅在伦敦市中心就引发了1500起火灾，摧毁了塞缪尔·佩皮斯、克里斯托·莱伊恩和塞缪尔·约翰逊熟知的大部分残存街道。在1940年，甚至在1941年，没有一个德国城市受到同样程度的破坏。1940年9月3日，丘吉尔对战时内阁说，轰炸机司令部“必须优先于海军或陆军”。事实上，在未来几个月里，它是并将继续是“向德国出口炸弹的运输服务”。

       轰炸机司令部的无能最耻辱地表现在1941年轰炸过程中英国飞行员和德国民众之间的死亡“比率”上；前者的数量居然超过后者。这种不平衡有若干种解释。一种是物质上的解释：英国轰炸机质量低劣，到那时为止还缺乏速度、航程、高度和向远距离目标大量载弹的能力。

另一种是地理解释:为了到达德国——在此之前，只有西德——轰炸机必须飞越法国、比利时或荷兰，德国人在这些地方部署了由战斗机和反炮组成的防御网络，这种网络易于防御，难以攻击。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解释是技术上的：由于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远程战斗机护航，这对在白天空袭时保护轰炸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轰炸机司令部只得在夜间执行轰炸任务，它还缺乏导航设备找到它飞过的城市内的指定目标——工厂、调车场和发电厂——甚至找不到城市本身。

根据1941年8月丘吉尔私人科学顾问切尔韦尔勋爵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它准确地证实了轰炸机司令部被轰炸得“太广泛”甚至太疯狂的怀疑。巴特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当那些飞机在空击中目标时，每三枚炸弹中只有一枚落在目标5英里范围内...在轰炸法国港口时，每三枚炸弹中就有两枚落在这个范围内；轰炸整个德国...四分之一属于这个范围；在对鲁尔区的轰炸中，只有十分之一落入这个范围。”

       1941年，700架飞机没能执行任务后返回，简而言之，轰炸机司令部的人员主要为了炸毁德国乡野而战死沙场。相比丘吉尔和英国民众寄希望于把它作为将战争直接引到希特勒门口的唯一工具，这种结果使它势必要陷入危机。

1941年底，一场危机发生了。早在1941年7月8日，丘吉尔就写道:“有一件事会被打败，那就是极其重型的轰炸机将从自己的国家向纳粹故土发动绝对强大的毁灭性攻击。”

       在丘吉尔的激励下，英国皇家空军首先致力于扩充轰炸机司令部的计划，预计扩充至4000架重型轰炸机；这个目标被承认难以实现后，轰炸机司令部接受已经部署的轰炸机未来必须用于杀戮德国民众的观点，因为它们无法精确打击德国民众工作的工厂。

2月14日，空陆军总参谋部下令，此后的军事行动“要注意敌我双方人民的战斗精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战斗精神”。为了防止人们理解这一点，空海军上将查尔斯·波特爵士第二天写道:“我认为新目标显然是一个高楼林立的地区，而不是造船厂或飞机制造厂...如果你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你必须说得非常清楚。”

       恰当地说，原本就该是贵族知识分子的波特尔揭示出区域轰炸的核心思想，因为这归根结底基于阶级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潜在的不满是一个工业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1925年，李德•哈特写道，他设想轰炸会“使贫民区趋向疯狂挣扎和劫掠”，如此便夸大了特伦查德于1918年提出的那套理论的第一种情况。

统治阶级深怕暴动，暴动可能导致革命，即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在战火纷飞的俄国的胜利重燃欧洲，这是门户、哈特和特伦查德先入为主的决定性因素。事实将证明，区域轰炸的效果将极大地增强无产阶级对苦难的承受力——特别是1942年3月切尔韦尔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极力主张的“炸掉房屋”；但是在1942年初，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有着相反的期望。“轰炸机大亨”与德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他们确信这将导致德国工人阶级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决裂，这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给沙皇俄国带来的决裂是一样的。

       空军参谋部在选择执行新政策的人员时也带有强烈的阶级特性。绰号“轰炸机”的阿瑟•哈里斯是粗鲁却一心一意的指挥官。他对区域轰炸政策的正确性既没在思想上有所质疑，也没感到良心不安，他用尽方法——增加轰炸机的数量，改进技术轰炸辅助装置，精心谋划欺骗手段——将其效果最大化。“很多人都说光凭轰炸不能赢得战争，”1942年2月22日，他担任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后不久在海威科姆的轰炸机司令部对采访者说，“我的回答是，这还没有尝试过。我们走着瞧。”

幸运的是，在哈里斯指挥的时候，第一台有助于更精确轰炸的导航设备即将投入使用，也就是无线电定位系统“奇了怪了”。“奇异”系统类似于德国空军队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用来引导英国目标的“无线电波”系统。它发射两套无线电信号，让接收信号的飞机在栅格地图上画出自己的精确位置，然后在预定点发射炸弹。在“奇异”系统之后，精确轰炸装置“双簧管”系统于12月诞生，随后被安装在“探索者”部队的蚊子轰炸机上。H2S雷达诞生于1943年1月，它为领航员提供了飞机下方有明显着陆痕迹的地形图。

       这三种导航装置极大地提高了轰炸机司令部寻找目标的能力，尽管是1942年8月特种部队“探险者”中队的组建使之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探险者”部队备有多种飞机，包括速度快、可以高空飞行的新型蚊式轻型轰炸机。这支部队先于轰炸机群用燃烧弹和照明弹“标明”和“证实”目标，向目标开火，然后主力部队再向目标投弹。

哈里斯强烈反对组建“探索者”部队。他认为，“探索者”部队自然剥夺了普通轰炸机中队的领导地位，同时也缩小了区域轰炸部队的规模。然而，当“探索者”部队表明他们可以比轰炸机司令部的普通成员更有效地找到目标时，哈里斯很快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对意见。

“重型”轰炸机的诞生

当哈里斯担任指挥官时，一种大大改进的新进攻工具出现了，这也帮助哈里斯投资了区域轰炸。英国在战争初期使用的轰炸机，即汉普顿、惠特利和优雅的惠灵顿轰炸机，都不能胜任。在他们之后，笨重的斯特林和曼彻斯特也有缺陷，因为他们分别缺乏身高和力量。

       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尤其是1942年开始执行任务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则属于新一代。1942年3月，兰开斯特轰炸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事实表明它能够远程运载大量炸弹，这种轰炸机最终装载了10吨“大满贯”炸弹，而且相当坚固，足以经受德国夜间战斗机的猛烈攻击而不被击落。

尽管如此，当初哈里斯只在乎数量，不在乎质量。他的目标是在一个德国城市空集结尽可能多的轰炸机，目标是摧毁其防御工事和消防部队。1942年3月空对巴黎雷诺工厂的成功进攻促使他在3月28日至29日夜间进攻波罗的海沿岸历史悠久的汉萨同盟城镇吕贝克。他冷冷地坦白了自己的意图:“在我看来，摧毁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城镇，总比摧毁一个工业城市失败要好...我要我的人“变得血腥”...改变环境，品味成功。”吕贝克，一座中世纪的精美木质建筑，被完全烧毁，95% 空的进攻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基地。“比”使哈里斯确信他已经发现了胜利的秘密。

       4月的四个夜晚，轰炸机司令部在波罗的海沿岸另一个中世纪小镇罗斯托克再度取得这种纵火式的成功。哈里斯写道：“这两次空袭破坏德国本土的总面积达到780英亩，为轰炸抱了一箭之仇。”德国空军出于报复实施了所谓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行动，袭击了巴斯、诺威奇、埃克塞特、约克和坎特伯雷几个历史名城。

然而，德军空军队无法与哈里斯的下一次升级战相匹敌，表现在5月1000架轰炸机空对科隆的袭击，也就是第一次“千机轰炸”。轰炸机司令部通过将训练部队和飞机转移到维修厂，在空上集结了迄今为止在德国看到的最大数量的飞机，炸毁了市中心除著名大教堂外的所有建筑。

       轰炸机司令部新战术的成功，不仅依赖于飞机数量的增加和寻找目标能力的提高，而且还依赖于直接采取纵火的方式。其后，轰炸机既装载小型燃烧弹，也装载大型高性能爆炸弹，比例是二比一。在科隆，600英亩土地被烧毁。6月，对埃森和不来梅的“千机轰炸”也取得类似的效果；埃森位于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3月至4月间已被袭击了八次。1943年春夏两季，轰炸机司令部致力于“鲁尔战役”，纵火效果提高数倍。

到那时，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攻势已经变成了两支空军队的战斗。

空袭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袭中最持久的一场

在美军拖延轰炸战的同时，英军对德国西部城市造成了更大的破坏。鲁尔战役从3月持续到7月，有近800架飞机参战，攻击了德国工业心脏地带1.8万架次，投掷了5.8万吨炸弹。5月和8月，哈里斯还被迫执行了两次“灵丹妙药”任务，都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比较而言，更对哈里斯胃口的是7月对汉堡进行的四夜空袭，这引起一场“火焰风暴”，将德国北部大港纵横6.2万英亩的中心地区化为灰烬。“火焰风暴”并非轰炸力量能够随意达到的效果；它特别需要天气实况和摧毁民防的配合。不管怎样，当“火焰风暴”出现时，结果是悲惨的。

大火的中心部分以飓风般的风速吸走了周围的氧气，窒息了地窖和地堡里的神偷，将碎片吸入漩涡，将温度提升到各种易燃物燃烧的程度，使它们着火就像自燃一样。这发生在1943年7月24日至30日的汉堡。天气长期炎热干燥，最初的空袭击破坏了847条水主管道，很快大火核心温度达到了1500华氏度。当大火最终熄灭时，汉堡只有20%的建筑完好无损；4000万吨碎石被堵在市中心，3万居民死亡。在城市的一些地区，死亡人数占居民总数的30%以上；20%的死者是儿童，死亡的女性比男性多40%。

       计算战争期间汉堡因空袭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时，人们发现这只比1939年至1945年期间从该城招募的士兵在战斗中的死亡率低13%；多数人死于1943年7月的大空袭。汉堡并非英国皇家空军唯一引起“火焰风暴”的城市。10月在卡塞尔也达到同样的效果，只是伤亡人数略少，大火烧了七天。后来，维尔茨堡、达姆施塔特、海尔布隆、伍珀塔尔、威悉和马格德堡也同样被燃尽。

无论如何，汉堡空袭击促使哈里斯将目光投向德国西部的工业城市和汉萨同盟的港口之外。在德国空军队对伦敦实施的“闪电战”中，轰炸机司令部承担了复仇任务，柏林成为其首批打击目标之一。1943年11月，哈里斯决定，在即将到来的漫长的夜间季节，柏林将是他的下属的主要目标，因为夜晚将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保护，抵御德国战斗机。上一次攻击柏林是在1942年1月。此后，由于柏林距离轰炸机司令部基地较远，且柏林防御稳定，因此空攻击柏林的“损失率”格外高，因此柏林暂时离开了“目标”名单。8月和9月的试探性空攻击表明，由于哈里斯极大地提高了轰炸能力，德国首都已经成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因此在1943年11月18-19日夜间，轰炸机司令部发起了“柏林战役”。

       自那天夜晚至1944年3月2日，轰炸机司令部向该城发动了16次大的空袭。1940年8月以来英国皇家空军发起的所有空袭中，受损的建筑区不超过200英亩，柏林继续作为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欧洲的首府正常运行。但战争的乌云迅速逼近。时任柏林市长的戈培尔说服了450万居民中的100万人在轰炸机司令部实施主要攻击前离去。那些留下的人开始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袭中最持久的一场。柏林没有遭受火焰风暴；柏林主要建于19世纪和20世纪，街道宽敞，有很多露天场所，因此不会发生大火灾。然而，高性能炸药和燃烧弹的无情喷淋破坏甚大，仅仅1月就发生了六次空袭。虽然只有6000个柏林人在这场空袭中丧生，这是因为11个巨大的混凝土“高射炮塔”掩体建造坚固，但是到1944年3月底，150万人流离失所，该城2000英亩地方成为废墟。

柏林战役的结束不仅仅是因为哈里斯的飞机被用来准备诺曼底登陆行动。就柏林建筑物和防御工事受损与轰炸机飞行员损失的“比例”而言，就连哈里斯也不得不承认柏林损失较小。流失率上升表明德国的防御措施暂时取得了成功。轰炸机越深入德国后方，就越有机会接触到德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

民族良心的自责：“当然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们不以魔鬼为榜样”

因为轰炸机的成功与德国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和盟军占领越来越多的德国帝国领土同时发生，战略轰炸的主张主张他们拥有胜利的秘密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得到证实。

       相反，轰炸机攻势从未摧毁德国民众的斗志。猛烈的空袭使个别城市的民众极为不幸。1945年2月14日夜晚，德累斯顿遭到毁灭性打击，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再次开始运转；然而在柏林，公共交通和服务业自始至终得以维系，并在1945年4月柏林地面战期间仍然发挥作用。

在汉堡，5万人被炸弹炸死，主要集中在1943年7月。死亡人数几乎与战争时期的英国持平，5个月内工业产值恢复到正常状态的80%。从1943年到1945年，在盟军的空进攻下，德国城市中男女的适应性——也许尤其是女性，因为相当多的女性被战争逼着充当父母——最能体现德国人服从和坚毅的名声。

       战略轰炸给德国民众造成的损失可悲地高：鲁尔区的乡镇有8.7万人死亡，汉堡至少有5万人死亡，柏林有5万人死亡，科隆有2万人死亡，相对小的城市马格德堡有1.5万人死亡，袖珍的巴洛克古镇维尔茨堡有4000人死亡。总共算起来，约60万名德国民众死于轰炸攻势，80万人受重伤。

相比较而言，由于投降时整个德国被占领，德国人民从未遭受饥饿，就像1918年11月盟军对德国维持战时封锁后发生的那样。苏联的军队甚至红军收集食物并分发。从1943年到1945年，致力于摧毁德国经济的盟军空几乎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忙着向那些刚刚用高性能炸药和燃烧弹在炸弹舱中飞过的城市运送必要的物资。

       在战役过程中，盟军轰炸部队付出惨重的代价：1944年一年，第8航空队损失了2400架轰炸机；贯穿二战始终，轰炸机司令部阵亡了5.5万名将士，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陆军军官数量还多。

然而，死去的飞行员们却无法获得对“迷惘的一代”的纪念。虽然他们与希特勒的殊死搏斗让大多数英国人感到不满和满足，但他们的战斗从未赢得整个国家的支持，他们的道德受到公开质疑。

       在英国下议院，工党议员理查德•斯托克斯提出质疑，在上议院，奇切斯特主教贝尔的质疑更为执着。英国最重要的保守党家族族长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在私人信件中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都认为，引用索尔兹伯里阁下的话说，“当然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们不以魔鬼为榜样”。

       这与民族良心挥之不去的自责相吻合，因此战争结束后，“轰炸机”哈里斯没能得到授予其他所有主要的英国指挥官的贵族头衔，他的部下也没能得到与众不同的勋章。无路可退的英国人不愿承认他们的人格曾经降低到敌人的水平。胜利时，他们记得他们相信公平竞赛。战略轰炸也许甚至是不明智的策略，当然不能算公平竞赛。关于战略轰炸的过程及结果，连最始终如一地执行它的人都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