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的思想自传：我爱看书的那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

【编者按】

在英国，有一种说法是特里·伊格尔顿是世界上说英语最好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作为一名文学文化批评家和美学理论家，伊格尔顿的介入让枯燥、墨守成规的文化活了起来。

       在《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中，伊格尔顿以个人经历对批评家的任务是什么做了解答，也以思想自传的形式，谈论了他的个人阅历、学术、政治见解的发展过程。本站经授权摘编该书关于他在索尔福德和剑桥的经历部分，其中，伊格尔顿以生动的口吻回顾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回答了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读了什么书、如何在知识分子圈接人待物等问题。

你能先谈谈你的家庭吗？你1943年出生在索尔福德...

       我出生在索尔福德，这座城市中少有的令人感到愉悦的地方之一，我家就在荒郊边上，一个世纪前那里曾是曼彻斯特宪章运动者的聚集地。我们很穷，家里的房子是租来的，很简陋；房东恃强欺弱，总想把我们赶出去。不过，跟我们那些住在市中心的穷亲戚比起来，我家那儿的空气要好得多，景色也很宜人，尽管我们都没钱。

我的父母是第一代爱尔兰裔英国人。也就是说，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爱尔兰人，我的祖父母来自爱尔兰共和国。他们在政治上有强烈的共和意识；祖父母来自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当我7岁的时候，我唱了一些非常古老的爱尔兰起义歌曲。有一次我坐在公交车车顶大声唱歌，但是我还没唱完，妈妈就把我叫住了。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无法形容，但我在心里留下了印记。

       我父亲有十二个兄弟姐妹，这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爱尔兰家庭模式。我的外祖父母一开始移民到兰开夏郡的一座工业小镇，那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后来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他们不得不迁往更大的城市讨生活。我外祖母是酒吧女侍，外祖父在一家瓦斯厂工作，祖父刚好也在那里上班我父亲的家庭是非常底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母亲家族里的一些势利眼根本看不起他们。

我的父母都受过一些中等教育，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工人。他们努力工作，渴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中等教育。我就读的小学环境恶劣，周围都是查尔斯·狄更斯笔下肮脏可怕的工厂。

       我知道我必须通过11+考试离开那里，否则将永无出头之日。考完试后我被校长告知可以去当地的一所天主教文法中学读书，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的几个解放性的时刻之一，即使我很快就意识到继续升学会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人际交往上的压力。

我父亲15岁时辍学了。据说他本可以去上文法学校，但他的家人负担不起。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去了当时英国最大的电气公司Metropolitan Wiggis工作，这家公司位于曼彻斯特的老特拉福德。

       一开始进去干的是体力活，虽然他不太提。后来，在我还小的时候，他被提升为白领，一个级别不高的事务员。但父亲其实一直想自己当老板，他后来冒着很大的风险把自己几百磅的离职金拿去做投资，买了一个能在索尔福德的贫民区卖酒的执照。那个贫民区当时就在拆迁，现在已经找不着影儿了。

总之，我父亲努力工作，愉快地成为了老板。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积极主动，足智多谋。从阶级上看，他正在向小资产阶级靠拢。然而，他在开店仅一年后就因癌症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剑桥大学学习。在把店拿出来之前，我妈一个人支撑了一段时间，她很担心店会倒闭。由于她不得不经营一家小商店，她几乎没有时间哀悼她死去的丈夫。葬礼结束后，她回来开店，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悲伤和孤独。

       你父亲参加工会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但我觉得他家不乏这样的历史。我对伊格尔顿家族知之甚少。虽然有一位爱尔兰家谱学家曾经给过我一些信息，但我只知道他们大多是19世纪末的反叛者。

       伊格尔顿家族有着激进的基因。我的一位祖先马克•伊格尔顿是神父，他因为在圣坛上公然抨击当地的一个地主，被主教撤了职。讽刺的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地主是反共和党历史学家罗斯•福斯特的妻子艾思林•福斯特的祖先，而罗斯•福斯特正是我的老对手。历史再一次重演，而我只是希望这一次不是闹剧。

我还知道另一位祖先约翰·伊格尔顿博士在20多岁时死于伤寒。当然，这与大饥荒密切相关。他想成为爱尔兰戈尔韦大学的医学教授，但由于宗教原因被拒绝，因为他不是新教徒。我要去戈尔韦大学当教授，为他报仇。

       尽管我的父亲没有参与政治，但伊格尔顿家族在政治上的激进表现在历史上却是有迹可寻的。我父亲有时候会跟我聊政治，他曾说：“我觉得耶稣基督是位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天主教高度专制的年代，他作为一名正统的天主教教徒，说出这样的话让人颇感震惊。我父亲虽然话不多，但思维活跃，他经常思考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只可惜他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讨厌待在工厂里的每分每秒。

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你在回忆录《守门人》中提到，你弟弟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崩溃了，但你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事情。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姐姐安妮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她本来在利物浦大学读英文系，但父亲去世后，因为母亲需要她帮忙打理小店，她不得不转学到曼彻斯特大学，在那儿她只被允许拿一个普通学士学位。她是个极为聪慧的女性，幽默风趣，富有演艺天分，而且很健谈，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或文学家，但现实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我妹妹很幸运。她是女权主义批评家，现在是利兹城市大学的副教授。就这样，我们三个或多或少都和文学有关。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父亲对文人既没有理解，也没有同情。这导致了我和他之间的一些冲突，那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个矛盾之前，他提前离开了我。

       你家培养出了三个知识分子，你能描述一下你家的文化氛围吗？是不是家里有很多的书或报纸杂志？

没有，我记得家里有本书叫《天主教婚姻:牧师和医生》，书名有些邪气，不知道从哪来的。这就是我家的文学文化水平。就像我在《守门人》里说的，我让我妈给我买了一套二手狄更斯作品集，她是分期付款买的。我忘了为什么要买狄更斯的书。

       《守门人》中没怎么讲你看书的事情，也没有明确地交代你爱看书的那股劲儿是哪里来的。

可能是因为一本很寒酸的英国文学史，我不知道我家是怎么有这本书的，没有人看过，但是我认真看过。有一章专门介绍萨克雷和狄更斯。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人。这可能就是我想买狄更斯全集的原因。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从3岁起到大概14岁都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那个年代连缓解症状的法子都没有。父母一直为我的病忧心忡忡，到处寻医问药。有几次我差点儿就死掉了。这意味着我要长时间地待在家里休息，不能去学校上课，可我真的是个很认真的小孩儿，常让父母到学校把老师发的书拿回来给我看。我想这是我能战胜病魔的原因之一。

小时候喜欢提前计划一些事情，因为觉得时间不多了。我在床上读了很多书，甚至那些我看不懂的，比如《马丁·翟·舒威》，我都会认真读。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看什么书，而是对文学的热爱。

       你还记得狄更斯在哪些方面吸引你吗？

我欣赏狄更斯的口才和活力，尽管前者是理解他作品的主要障碍。我也很欣赏他的写作技巧。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的幽默不是一点点。他书中的一些故事我可能看不懂，但我很喜欢他对人物的刻画。狄更斯是我文学道路的向导。我认为他非常聪明，总是能轻松地使用那些难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反知识分子。

       继狄更斯之后，你又读了哪些书呢？

我妈妈说她记得我说过的话:“小说家萨克雷比狄更斯更好。”她可能搞错了，或者我可能装成了少年！在某些情况下，像萨克雷这样的名利场是必须读的。我不记得在哪里找到这些书的。肯定不是附近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充其量只是当地的装饰。大概8岁的时候借了一次书，图书管理员骂我，说那天还了借的书，但是肯定没看完。

       你有没有家里藏书比较多的亲戚？

没有，我甚至怀疑他们家里有没有书。然而，我母亲家有一些人继承了爱尔兰的口头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演员、演员、歌手、喜剧演员和说书人。回想起来，我似乎和他们一样有天赋，而不仅仅是读经典文学。他们有与人交流、玩幽默、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诀窍。当时我很欣赏他们的才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些天赋融入到写作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你的这些亲戚有在教堂工作的吗？有没有人是神父？

我家亲戚里牧师不多，但有个堂弟。我父亲的家庭可能只有一两个牧师。小时候最让我苦恼的一件事是，父母希望我将来当牧师，但我不愿意，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

       我在教堂做过祭坛侍童，是个虔诚的孩子，大家都认为或者期望我能当神父，但我不想。一方面，我内心里觉得自己还不够虔诚；另一方面，是我认识到神父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你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会告诉你我想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但不是神父那种。

也许我已经是一个世俗的牧师了。我曾经认为牧师是非常圣洁的人，但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在回忆录中提到，我收到了修道院里一个无聊的宗教团体的咒语，可以先试一试，但不满意。我一点也不难过，但这坚定了我不去修道院的决心。这大概发生在我14岁的时候。在修道院待了一周后，我终于逃脱了，包括精神上的。

       如果神父在你成长的那个环境中不算典型的知识分子，那么谁才算是呢？

我不认为有人是。我在一个没有人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典范的环境中长大。

       当时你已经注意到了知识分子这个范畴？

是的，我想我注意到了以狄更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思考。然后，我去了文法学校，那里的老师，尤其是和我还有联系的英语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不过话说回来，并没有特定的知识分子的模式。你看，当年在索尔福德这样的地方甚至没有中产阶级，那里有医生，有神父，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所以我没有接触过工人阶级以外的阶级生活。即便如此，从我15岁时起，我就知道我不想成为货车司机，而要成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我那时就对左翼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十分熟悉了。

说实话，我对现在的职位还是有点不适应。就像有些人在跋涉实现了目标，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之后，发现自己依然不快乐，我们总觉得眼前的东西不真实，我们不属于这里，一切似乎都是别人的故事。

       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索尔福德的天主教社区，你还接触过哪些文化？

我父母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它们是孤立的，甚至是自我封闭的。他们觉得自己缺乏教育，和人打交道没有信心。这种不自信也遗传给了我。即使我对自己的智力有信心，我也不会长期与人打交道。很少有客人来我家，我们也很少出去看望别人。偶尔，父母带我去索尔福德或曼彻斯特的娱乐场所看艺术和魔术表演。我很着迷，即使我闻不到演员用的颜料，我也不去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看表演。

       住在街另一头的阿尔伯特•菲尼上了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他比我年长些，在索尔福德的另一所中学读的书，是书商的儿子，我母亲和他的叔叔交往过一段时间。阿尔伯特考上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在我家那一带是很件轰动的事情。他回到曼彻斯特后在约翰•奥斯本 的戏剧《路德》中扮演路德，我去看过。

我还认识另一位演员本·金斯利，他是从索尔福德走出去的，尽管后来他改了名字。反正我记得我爸妈带我去过市里的音乐厅两三次，可能是因为我爸的一个同事在那里的乐队兼职吹长号。我记得我非常着迷，尤其是魔法。也许我是个容易受骗的孩子，因为当时我信仰天主教。

       你什么时候克服了社交上的不自信呢？

直到中年我才释怀。有时候我还是会害羞，但现在我可以更好地隐藏它。

       虽然以前你需要克服社交上的不自信，但你给人的印象不错……

好吧。在剑桥的一些负面生活经历，大大加剧了我的不自信，这很大程度上是父亲去世造成的。父亲去世时，我正坐在剑桥大学的考场上。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不幸的是，这两者有关联。况且当时的剑桥也是一个偏见很深的地方，让你感受到一种社会压迫。

       必须说，当时我作为一个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通过十年寒窗摆脱了贫苦的工人阶级。所以尽管我成功地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进人剑桥，但相比之下，我的社交和情感发展是落后的，尤其缺乏为人处世的技巧。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害羞。我甚至可以说，我整个青春都是这样的。我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家人也没有教我如何对待知识生活圈的人，如何应对公众的压力。

       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发展了一种幽居式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以抵御冷漠的外部环境。我获取知识的能力让我在同学当中显得比较突出，这种突出一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问题。

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有人可能会问，你读了那么多人文学科的书，应该善于与人打交道，虽然这种情感的东西很难形容。

       是的，按道理应该如此我的父母在这方面很不擅长，这不是他们的错，很多工人跟他们一样。有句话说：“外面的世界很艰难，你不得不强化为人处世方面的情感。”但情感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

但是文学是可以展示的，不是吗？

       是的。我父母他们对此是茫然，而我是一种隐约的害怕，害怕情感外露。我成长于一种冷酷的功利主义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工人阶级边沁主义的产物。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一切服务于生存，文学是最不重要的活动。因此，尽管我反抗情感上的匮乏，我的情感还是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制约。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克服。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部关于王尔德的剧，他是爱尔兰人中最杰出的非功利主义者。我不认为我对艺术、美学等的兴趣。是功利的。如果一定要我说是，是为了一颗圣洁的心，这和我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虽然打工人的梦想是现实的。

       讲讲这种冷酷的功利主义吧，它对你的童年影响很大吗？你在《守门人》中没有谈到这一点。

不，它实际上很小。我出生在战争期间，当时战争即将结束。我父亲没有参加战争，可能是因为他在工厂的工作与当时的战争有关，他是一名防守空球员。我记得战争的遗迹——奇怪的烧焦痕迹、反空洞等等。我记得这些苦难，当时很难把日常生活的苦难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分开。

       我想再跟你聊聊你童年时的政治影响。你已经谈到一些你家族的政治遗产，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呢？1950年代的时候，你关心国际大事吗，比如苏伊士危机或斯大林之死？

是的，我在乎。在学校，我和保守的朋友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通过广播和报纸知道这些事情。我爷爷不识字，所以我每天给他读《每日快报》。他会说:“我在货币市场表现如何？”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受“愤怒青年”作家的影响很大，那些人现在不是去世、老了，就是成了右翼分子。我寻找的是艺术、政治和持异议的交叉点。我想象自己是波西米亚人，虽然我是个听话的天主教男孩儿。我进剑桥前所受的影响就是这些。

然而，首先影响我的政治无疑是爱尔兰共和主义。我之前说过，我七岁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我记得我写过一些非常英雄的爱尔兰共和军歌曲，这让爱尔兰历史学家非常苦恼。我甚至把歌词填进我知道的爱尔兰曲调里，然后唱出来，忘记它们是唱给谁听的。所以，我的政治不满不是源于阶级，而是源于爱尔兰。注意，阶级问题是以后的事情。

       你小时候去过爱尔兰吗？

不会，老一辈移民会深情回忆自己深爱的祖国，但不会回去。我的亲戚没有一个回过爱尔兰。直到21岁才第一次去爱尔兰。我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亚里士多德研究所谈到了天主教左派。

       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呢，你是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16岁时，他加入了“斯托克波特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而不是“索尔福德青年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来自斯托克波特。他的名字叫伯纳德·里根，后来他成为了英国杰出的、不可或缺的左派。那时，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参加会议。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所谓的极左组织。我发现它非常吸引人。我去听了当地左派工党成员的发言，也参加了一两场辩论。

       然而，调整与天主教的关系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天主教有反对哪怕是温和的社会主义的传统。我是个过于有良心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向来顾虑多，我身处的状况是令人痛苦的。我在矛盾中挣扎：我从不怀疑自己接触的政治，但我不知道我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该怎么去接受它。博纳特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我在剑桥遇到天主教徒对我说“你说什么哪？你当然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左派”时，我觉得是莫大的解放，这说来话长。

当你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没有人帮你解决这个矛盾吗？

       没有。我曾以左派分子的口吻给天主教右派出版社写过几封滑稽的信，内容都差不多，充斥着愤怒的年轻人的情绪。信中提到若干问题，尤其是核武器问题。

16岁的时候，我身上带着核裁军徽章，去上学，去教区，惹了麻烦。一个牧师让我脱下来。校长告诉我，学校的牧师对我非常挑剔，但因为牧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赫伯特·麦凯布神父，一位激进的神学家和核裁军运动的坚定成员，所以指控并不是出于他的初衷。

       即使我才16岁，我已经隐约注意到，有一部分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是反对核武器的，但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们取得联系。后来，在剑桥，我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你参加“青年社会主义者”大会，给了你政治上、思想上的信心，是不是？你说你只参加过一两次辩论，这是不是说明你的社会缺陷？

       不，不。这是一个腼腆的孩子急切地想改变的故事。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开始时他们跟人交流很羞怯，后来突然在人前变得很活跃。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对话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着

译者:王杰贾杰

装帧：平装定价：58.00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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