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 德国革命与法西斯 纳粹有无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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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时期，德国右翼思想文化的“保守革命”发展出了相当系统的右翼理论。图为右翼理论家卡尔·施密特。

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

除了政治和社会，德国右翼也在思想文化上做着相应的准备。事实上，德国右翼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消灭魏玛共和国视为德国“重生”的象征，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德国右翼就把魏玛共和国，更不用说德国左翼和工人运动，视为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各个方面的敌人。一场如此不完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保留了右翼“霸权”的革命，对右翼来说还是太“激进”了。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魏玛时期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被称为“保守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施宾格勒、云格尔，海德格尔等知名右翼知识分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右翼理论。德国右翼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一种结合了膜拜现代技术与神秘主义的政治反动的思潮。毫无疑问，和任何其它社会思潮一样，德国右翼思潮也要有一个诉求的对象，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分析的，德国右翼的这种思潮打动的正是那些享受现代生活而又怀念昔日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们。如果说，前述的自由军团把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付诸行动的话，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把这种战争狂热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诸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然，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炮制的理论也包含着神秘主义、反犹主义、镇压工人阶级斗争等右翼理论的共同内容。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贡献”在于“克服”了传统浪漫主义理论中对现代技术的仇视，使右翼政治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成为可能。于是，科学技术失去了引领社会进步的能力——右翼知识分子完全否定了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反而成为了完全“中立”的工具，甚至更糟糕的是，成为右翼反动统治维持自身的手段。这些右翼知识分子有时会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但这“社会主义”的内容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解放无关。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标志，只不过是让德国工人以“民族”的名义接受剥削和压迫。显然，德国右翼的理论也是为了吸引德国小资产阶级，使德国右翼完成从传统右翼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变”。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人物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红人卡尔· 施米特。如果说前述右翼理论家诉诸的是右翼“群众”，那么施米特诉诸的就是一个“主权独裁者”，一个拥有政治决断意志的“主体”，亦即右翼“领袖”。施米特的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指向的不是现有秩序——就当时的德国来说是既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持，而是既存资本主义秩序在危机时刻针对革命力量亦即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镇压。作为第一位放弃了复辟普鲁士旧秩序企图的右翼知识分子。施米特的理论为德国右翼指出了“新的”路。同时，如果说前述的各位右翼知识分子把技术不再服务于理性，那么施米特就把政治非理性化了，也就是补上了前述施宾格勒、云格尔等人理论中技术所要服务的那个对象。二者结合是怎样一种结果，我们已经在纳粹那里看到了。桑巴特则把各个社会经济范畴，例如资本主义，转化成了种族范畴。这些右翼知识分子替希特勒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话语”。事实上，这些理论的拥趸并不限于哲学领域，德国工程师中的纳粹拥趸相当多。例如，1933年德国技术院校中41%的大学生支持纳粹。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们的理论在纳粹执政后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实行。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一些孤立的边缘人物，这些右翼知识分子处于魏玛德国舞台的中央。

希特勒开始进入房间

       卡普政变失败、祖国党出局以及提尔皮茨于1930年随着其肉体生命的结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德国右翼最主要的两个竞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党。1918年11月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是一战前普鲁士德国几乎所有保守派组织的汇集，也因此集中了德国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普鲁士贵族、教化资产阶级。换言之，这个党集中了一战前普鲁士德国统治阶级的绝大部分——该党和纳粹之间的联盟也就意味着普鲁士统治阶级和纳粹的联盟，把上述社会集团连结起来的，则是对魏玛共和国体制的仇恨，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仇恨。此外，这个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普鲁士保守主义中的反犹主义倾向，以及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支持德国的海外扩张，要求德国有获得殖民地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目标和纳粹毫无二致，充其量只有程度的不同。1931年起，发现他们已经落后了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们日益模仿纳粹党的手法，例如建立名为“俾斯麦团”的类似纳粹冲锋队的组织，强化党首胡根堡的个人权威。很明显，这样一个政党如果上台执政，其结果会和纳粹上台有质的不同么？纳粹上台并开始清洗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乃至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时候，德国国家人民党熟视无睹——如果不是拍手称快、欢欣鼓舞的话，因为纳粹贯彻的正是德国国家人民党之前的主张。

从一开始，正如学者赫尔曼·贝克所指出的，德国民族人民党，即普鲁士统治阶级，就有意识地利用纳粹来推行自己的思想；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上流社会”的纳粹护照。也就是说，通过与德国民族人民党的合作，纳粹在普鲁士统治阶级面前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治团体，可以完成普鲁士统治阶级赋予他们的任务:彻底击败德国国内的德国工人阶级，重建“秩序”和“道德”，在国际上恢复德国昔日的辉煌；同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会像卡普政变那样轻易被推翻。纳粹打败德国民族人民党，正是因为它更“彻底”，更“团结”，在危机时刻吸引了右翼“群众”，所以能够更有力地执行德国右翼的各种主张。同时也是因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不可能重建。

       从1932年起，大量德国“教化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纳粹，这些人在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中的人数也大幅度上升。正如保罗·蒂利希观察到的，“只要纳粹看上去保证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准备把纳粹扶上台纳粹党卫军中法律职业、医生和牙医的人数也特别多。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德国地主们也正是因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现实中的无力而不满而不断“激进化”，从而转向纳粹的。根据学者的统计，转向纳粹的选民正是以“民族自由主义”和保守派君主主义这两个集团为最主要部分的。魏玛共和国的司法部门和官僚机构，正如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一直以来就站在右翼一方。

希特勒终于上台了

       就在德国右翼的磨刀霍霍中，在德国左翼的无所作为中，德国迎来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道威斯计划造成的德国经济对美国的依附性，德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随着危机的深化，本来就是勉强弥合起来的德国社会的裂痕再也掩盖不住了。魏玛共和国“主流”党派，例如德国国家人民党、自由主义的德国人民党和德国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衰落和“两极”政党选票的上升就是其表现。纳粹党就是这一过程的获益者之一。这成了一些人炮制的“纳粹靠选票上台”这个神话的依据。但是，这些神话炮制者们只看到了纳粹选票的增长，他们没有看到纳粹的选票数量并不足以让其按照“正常”的议会政治规则组织政府。 即使在1932年7月的最高峰，纳粹也只拿到了总选票的37%，纳粹也不是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受命组织政府的。事实上，在希特勒受命组织政府之前3个月不到，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受到了重挫，失去了大约200万张选票。

上述神话制造者也没有看到，同期kpd的票数也有所增加，德国两大工人政党的总票数比例保持稳定，即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像现在一些人那样被纳粹的名字搞混。特别是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票数超过了纳粹党的票数。然而，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不仅阻止了科索沃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暂时合作，而且德国的政治结构也是一个更大的障碍。这篇文章已经提到了普鲁士政要控制的魏玛德国各种机构对德国左派的迫害。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下，兴登堡和普鲁士政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仍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不用说kpd了。你怎么能指望老普鲁士权贵授权他们的眼中钉来组织政府？也就是说，即使德国选民的全部选票和德国议会的全部席位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kpd瓜分，普鲁士政要也绝不会把组织政府的权力授予这两个政党中的任何一个。

       何况，从布吕宁政府起，德国政府已经不再依靠议会中的投票而运行，而是依靠兴登堡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颁布的行政命令运行。也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政治，即使在形式上都已经不再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则运行。纳粹也好，德国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德国政党也罢，能否上台执政，和其所获得的选票数量都没有直接关系。毋宁说，在日思夜想复辟的普鲁士权贵仍然掌控着魏玛政治高层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毫无疑问地只能在右翼中进行，也就是说是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之间进行。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普鲁士老权贵们的“诉求”除了克服经济危机之外，就是要消灭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亦即魏玛共和国、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个任务显然不能交给右翼之外的政党。这样一种情况下，只要纳粹的选票比其它所有右翼政党的选票多，证明其拥有“社会基础”，它就可以受到普鲁士权贵们的青睐。而这也正是实际发生的。

就具体流程而言，就是这样。起初，德国资产阶级对布鲁宁政府寄予厚望。但由于布鲁宁政府在议会中仍然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宽容，虽然他采取了增税、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雇员和削减富余雇员工资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德国资产阶级的预期，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对布鲁宁感到失望。这时，德国资产阶级转向巴本。正是巴本将纳粹引入了德国的政治活动，即他向普鲁士统治阶级特别是兴登堡“推荐”纳粹。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被普鲁士达官贵人和德国资产阶级遗忘，他们的忠诚再次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一次，普鲁士政要把矛头对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普鲁士州政府。1932年6月，兴登堡将普鲁士州政府总理由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改为巴本。当时德国宪法法院无视德国社会民主党提起的诉讼。1932年8月，巴本、施莱歇尔和希特勒开始了纳粹党进入政府的第一次谈判，但没有结果。1932年11月议会选举后，德国总理由施莱歇尔取代。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1933年1月，巴本和希特勒再次进行秘密谈判。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

       纳粹上台了，普鲁士老权贵们弹冠相庆之后，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出了末日的哀鸣直到他们和纳粹一起覆灭，纳粹德国资产阶级也从工人单位工资的下降和军事订货，以及纳粹集中营的奴隶劳动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希特勒兑现了他于1932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演讲中所做的保证。当然，纳粹的影响并不限于德国，事实上，全欧洲的右翼、保守派、天主教徒们也陆续在纳粹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纳粹的传播并不限于欧洲，而是远及东亚地区和北美。在日后的岁月里，纳粹将把德国和整个世界带入血泊中，也会让扶植自己上台的普鲁士权贵们遭受灭顶之灾。回首德国纳粹上台的过程，纳粹的性质，以及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德国纳粹是完全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里，或者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或者进一步地说，纳粹是对普鲁士统治阶级乃至社会民主党镇压德国革命的“报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感伤，而是为了让历史昭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