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混一图 读图 明清时期的中国地图风格像不像山水画
在观察中国传统地图的过程中，Ungvary大吃一惊:中国传统地图非常相似，由图画、书法和诗歌组成，地图的绘制风格更像山水画。
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中的地理范围东至日本，西达西欧和非洲西海岸，南括爪哇，北到蒙古。Ungvary介绍，这幅地图中，其他地区与中国巨大的比例差异，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居于世界中心，并且最大。
大明混了一幅画，画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中地理范围东至日本，西至西欧和非洲西海岸，南至爪哇，北至蒙古。据Ungvary介绍，这张地图中其他地区与中国比例的巨大差异，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是最大的。
《扬州府图说》，这本画册的着撰人不详，共收编12幅画，分别描绘了扬州全府以及江都、瓜州、仪征、泰兴、高邮等11个都的风貌。每幅画均附有一篇文章，介绍所绘各都的历史。根据此文所记的年月，以及写本字体，此画册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上图为江都县。
《扬州府图》作者不详，共收藏了12幅画，描绘了扬州府和江都、瓜州、仪征、泰兴、高邮等11个都城的风貌。每幅画都附有一篇文章，介绍每个绘画之都的历史。根据这篇文章记载的年代和书写的字体，这本画册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上图为江都县。
《云南昭通县四营制》，无编着人，共二册。叙述该四营之营制，疆域形势、附近的塘泛和墩台。上图为昭通府。
《云南昭通四营制》无编者，分两卷。描述四个营的营制，领土情况，附近的池塘和码头。上图为昭通地区。
《大世界地理图》是中国第一张使用西方绘图技术绘制的世界地图，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为明神宗万历皇帝制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美洲地图。
但也有人对该图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因为地图上的意大利没有教皇领地，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地名Tuscany和Florence，意大利的地形也不对，所以不可能是利玛窦或当时欧洲人所绘。 该地图原图已佚，现存有4种版本：1602年李之藻刻本、1603年刻本、1608年明宫廷摹绘本、日本摹绘本。上图为日本摹绘本。
原图已失传，有四个版本:1602年李之藻刻本、1603年明廷图画书、1608年日本图画书。上图是一本日本绘本。
这张地图最初由Ungvary收集，后来卖给了悉尼博物馆。据他说，这是18世纪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根据《山海经》绘制的世界地图。在图片中，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这种地图，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朝鲜大量流行，很少是单张，大部分出现在木版印刷出版的图册中，常题为《天下图》、《山海图》、《四海总图》等。
这是另一幅类似的“天下图”，为私人收藏。在图中，那片长着扶桑的陆地，有人认为就是美洲。所以很多学者将这种地图作为“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山海经描述的是中国人跨洋远游”猜想的证据之一。
这是另一个类似的世界图景，是私人收藏。图中，有扶桑的土地被认为是美洲。因此，许多学者将这种地图视为“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山海经描述中国人漂洋过海”猜想的证据之一。
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世界地图”不符合世界地理的实际情况，甚至不符合当时东亚国家的地理认识。因此，“与其说它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它是古代朝鲜人对整个世界地理的想象或幻想的投射”。也就是说，这种研究认为它们不是真实的地图，而是“精神地图”，反映了朝鲜王朝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和想象。上图是Ungvary展示的其中一个这样的地图集，名为“中国地图”，韩国画得很小。
传教士在中西间传递地图技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来华传教士的到来，欧洲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变得清晰而深刻。在地图上，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越来越精确。 学者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乔治·德·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一为卫匡国绘制的《中国新图志》；一为唐维尔的《寰宇大观》地图集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70多年中西方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巴尔布达地图在西方地图绘制史上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这是一幅横着的中国地图，它的方位呈上西下东和左南右北的态势。在这幅图上的中国西部画着一个名为“Lacus”的湖泊，它实际就是明代一些地图上的黄河源——“星宿海”，显然巴尔布达参考了当时明代的资料。图中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今天新疆的地方画着一辆风力四轮车。Ungvary相信，这是当时人亲眼所见，但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想象和传说。
这是一张中国的水平地图，它的方位显示了上西部、下东部、左南部和右北部的趋势。在这张地图上，中国西部画了一个名为“湖”的湖，这实际上是黄河的源头——明朝一些地图上的“星海”。显然，巴布达参考了当时明朝的资料。图中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今天新疆画了一辆风力四轮车。Ungvary认为当时人们是亲眼所见，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想象和传说。
1606年Jodokus Hondius的《中国地图》，只调整了方向，但大部分内容都继承了巴布达的地图，包括风动四轮车。图中新增的内容中，右边有一张日本附近的图片，上面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根据Ungvary的说法，这是1597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遭到迫害的故事。
巴尔布达没来过中国，但他通过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西交流中获取的直接资料绘制了中国地图，向西方人提供了既确切又有想象成分的中国地理知识。这幅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从想象到真实的过渡，因而它是西方绘制中国地图历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之一，直到70多年后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出版，它在欧洲的影响才趋于式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受教廷派遣到东亚传教，于1642年到达澳门。在中国期间，他游历甚广，经历了明清两代。后来参考罗鸿宪的《广》等资料，结合个人旅行，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于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是欧洲第一部中国省份地图集。
这部地图集包括15幅中国分省图、1幅中国总图和1幅日本地图，同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人口、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堪称一部综合性的中国地理着述。上图为1655年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中《中国总图》。 在中国总图上，东南沿海的轮廓十分精准，黄河的几字形状已呈现出来，中国西北边界的外部边缘是一片带状的沙漠，长城被看做是北部的边界。虽然明清鼎革，但这幅图反映的却是明朝的疆域轮廓。
在中国的总地图上，东南沿海的轮廓非常精确，黄河的形状已经出现。中国西北边陲的外缘是一条带状沙漠，长城被视为北方边陲。虽然明清两代都是以皮革为冠，但这幅图反映了明朝的疆域轮廓。
省图题框中的装饰画反映了所在省份的特点，如直隶北部绘有皇帝、皇后和龙凤，云南绘有故土和大象，四川明显是关羽和周仓的形象，浙江是缫丝的过程，说明卫匡国对当时中国各省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尽管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加深，中国地图绘制的也越来越准确，但是并没能让当时中国的皇帝——康熙帝——感到满意。所以康熙帝决定利用法国耶稣会士掌握的制图技术，组织人力绘制一份中国地图，于是就有了《康熙皇舆全览图》。
虽然正式开始绘制的时间是1708年，1718年初步完成，但其实前期准备就已经花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此巨大的工程仅靠十几个法国耶稣会士显然不可能完成，所以当时参与的人员还有中国学者、钦天监喇嘛、理藩院主事等。上图为Ungvary所藏，是1740年，德国人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图中左下题框含有中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
虽然正式绘制始于1708年，最初完成于1718年，但实际上，前期准备工作已经花了十几年时间。这么庞大的工程，要靠十几个法国耶稣会士完成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有中国学者秦喇嘛，还有李大师。上图为1740年德国人根据《康熙皇帝御图综合图》绘制的中国地图。图中左下框包含三种语言:汉语、满语和拉丁语。
由于《康熙皇帝全图》是以实地测绘为基础的高精度地图，所以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类中国地图基本上都起源于这张地图。上图为Ungvary制作的《康熙帝御图》综合图与2012年卫星试验图的河流、海岸线对比。
但因为在中国，此图一直被收藏在内库，只有巡抚级别以上才能看到，一般百姓无缘得见，所以此图在欧洲反而比在中国更为流行，影响也更大。同时，法国耶稣会士将《康熙皇帝全景图》带到欧洲，对欧洲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法国人丹维尔利用自己在中国同胞的实测数据，高精度绘制了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早由法国人杜赫德于1735年在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作为书中插图，后来又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称为《中国新地图集》。 有趣的是，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习近平主席的一幅1735年的中国地图，据考证，就是基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唐维尔的地图所绘而成。点击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