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 罗仲言先生《中共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出版往事

一九三六年，罗章龙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

最近在网上读到罗仲淹先生的《中共党史上的向及其集团》。注①摘自《罗回忆录》，第644-666页。至此，我才知道这本回忆录已经出版了。回忆起罗老师让我打听他回忆录出版的往事，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我是1984年春夏之交认识罗老先生的。那时，因要确定《积微居友朋书札》中每通书札的具体年份，需到北京中科院图书馆去查祖父的《积微居日记》。湖南师大周秉钧先生知道我将北上，把我叫到他家说，你去找一下罗仲言先生，就是罗章龙先生，催一下他快写纪念文章，最好交你带回来。原来，湖南师大预备在1985年祖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开个纪念会，还要出一册纪念文集。因罗老抗战胜利后到院系调整这几年在湖大教书，与祖父关系较为密切，于是向他老约了稿，罗老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但行将接近截稿日期，尚未收到他老的稿件。

罗老在祖父的《纪薇菊日记》中有很多记载。比如1949年6月18日:“5点，我去找罗仲淹、江志勇、郭文和坐下。”同年8月25日:“上午去半山亭参加同志会，罗忠言讲了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1953年6月14日:“早访罗仲淹夫人，谈陶先瑜。“陶仙玉，卢世贤夫人。陆适第一次去台湾省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有生活。

       罗家住前门西街路南——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房子很新，两室一厅，厅较大，家中通常有一年轻保姆；有时有一中年男子，说是老家的；有时有一三十岁左右的周小姐，据说是他老的助手。我那次去，罗先生听我自己介绍是遇夫先生的孙子，非常高兴，问这问那。他个头不高，小平头，头脑异常清晰，完全不像年近九旬的老人。他告诉我纪念文章刚刚寄出，完全赶得上截稿日期。又问我家中情况，我的工作，等等。还嘱咐我一定要经常联系，强调这不是客气话云云。告别之际，他拿出三册他翻译的马克思传记《为人类工作》送我并让我转交我伯父和我父亲，且一一在扉页上题字。后来他还送过我一册他译的有关康德的书，可惜的是，这部书已经找不到了。

后来，罗老的文章《忆杨玉福先生》发表在《杨树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上。文章回忆说，他经常和余福先生一起去郊游，两人重访秋收起义旧址。他生动地描述了杨的事迹，杨鼓励他说:“这是外人所不能及的，几乎是城。”我们应该尽快把它写下来，以保存历史记录。

       我那时在省委党校学报《学习与实践》编辑部工作，经请示主管领导理论研究室王主任后，我向罗老约稿，他也寄来一些他的诗，后来都发表了。

罗老知道父亲在湖南出版局工作，就问我他的两本书什么时候能出版。他已将手稿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但一直没有回音。我回长沙查询的结果是诗集可以出版了，果然出版了。然而，回忆录不能出版，因为它们与党史记录不符。为此，我向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罗老浏阳的远房表亲罗请教。他说，罗老的回忆肯定会和党史不符，不发表也是可以想象的。为什么与党史不符？直到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向及其集团》，才得到直观的印象，对罗主任的话印象深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平反历年积压的冤假错案的高潮，作为“党内第四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的罗老，也积极争取平反昭雪。他的理由是，既然王明路线是错误的，而我们当年是因反对王明错误路线而另立中央的，尽管不无错误，但遭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开除党籍，却未必不应平反。例如后来他的老朋友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另立中央，事后也能留在党内。两相比较，他显然感觉不公。申诉书上交后，高层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平反，有的反对。最后由邓公拍板，另立中央是严重错误，既然已开除党籍，未便公开平反；但念在罗早年为党做过大量工作，反对王明为首的中央也事出有因，可给予适当照顾。后来，罗老从武汉中南财院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任一级研究员，又连续担任几届全国政协委员。

春园诗草的封面

       罗老还让他在湘潭纺织厂工作的侄儿，到我在省委党校石佳冲大坳的宿舍找我。他侄儿与我父亲年龄相仿，却极为谦恭。我看他老远赶来，要留他吃饭，他却匆匆走了。不知他是否罗章凤——中共早期烈士——的遗孤。

有一年我去北京，顺便去看他，他已经93岁了。他仍然精力充沛，健谈如初。我的同学于勇和长沙武大法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是同龄人。我们谈话时，谈到了“五四”学生运动。他总是说:“那时候我们正在打砸抢！赵家楼被烧死的时候，我在那里。我们湖南人带头！他是天生的一对，有武功，突然翻墙了。”

       说了一会，他问我们吃午饭没有，我老实答以尚未，他便让保姆做饭，不一会一桌丰盛的饭菜就上桌了。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他不断提着八磅热水瓶给我续茶。我想，他老的手劲怎么这么大？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罗老，大约是在1993或1994年。我进门后，保姆进卧室通报后出来告诉我稍等，过了一会，罗老出来，穿着那件旧呢子中山装，每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脸上却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神情呆滞，似乎不认得了。我心里暗叫不妙。1995年2月，中共成立时五十一位党员中幸存于世的最后一位，以九十九岁的高龄，挟着一世纪的激荡风云，从他的“亢慕义斋”中，见马克思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