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谁画的 访谈｜刘涤宇：《清明上河图》不止一幅 有些画的其实是苏州

作为中国古代最着名的绘画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可谓家喻户晓。然而事实上，宋朝以后关于此画的仿本与摹本就开始不断产生，其中埋藏着丰富的图像史料价值。

现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的刘迪宇，在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专题著作《历代:城市与建筑》。除了专业研究，刘迪宇还在网上参与了大量关于建筑历史文化的讨论，“南小庭”是他在网上广为人知的笔名。

我们今天公认为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最早是如何被发现的？历代《清明上河图》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宋代市井图像能否印证史学界着名的“唐宋变革说”？围绕这些问题，刘涤宇博士接受了本站的专访。

据悉，2010年上海世博会未外借的北宋版《清明上河图》将于2015年9月5日至11月4日在故宫博物院建馆90周年系列展览武英堂展区的“石渠宝坻”特展中亮相，届时观众将有赏心悦目的享受。

本站：请先简单介绍下历代《清明上河图》的版本流传系统吧。

刘涤宇：今天，大家已经公认清代《石渠宝笈三编》着述，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淡设色本《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时代的作品。但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大家对《清明上河图》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至迟从明代后期开始，各种《清明上河图》的仿本便已经大量流传。晚明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在其笔记中记载，市场上的《清明上河图》画作大小简繁都不大一样，每幅只卖一两银子。而这些版本中，流传最广的是明代“苏州片”系统的仿本，是画师们以当时苏州城市风貌为蓝本绘制的。

       

刘涤宇:如今已公认《十三版石渠宝坻》成书于清代，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为北宋作品。然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清明上河图》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与今天大相径庭。最迟从明末开始，各种《清明上河图》就广为流传。明末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在笔记中记载，市面上的《清明上河图》画作大小不一，复杂程度不一，每幅只卖一两银子。在这些版本中，最受欢迎的是明代“苏州电影”系统的复制品，由画家根据当时苏州的城市风格绘制而成。

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宋版《清明上河图》

我们现在通过印刷品可以了解一幅绘画作品的面貌，但在古代，真本只有一件，不是谁都能看到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仿本和摹本来认识一幅绘画作品。在这样的流传过程中，苏州片系统的仿本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大家都觉得真本也应该与此相差不大。但事实上，两者只有大的主题相似，画面细节上联系很少。

而苏州电影拷贝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初大概是关于这幅画的文字记载的流传，确立了社会对题材和画面基本内容的认知。然而在苏州电影临摹体系中，原画家似乎并没有看到过原作，只是根据文字描述和自己的城市生活经历进行了再创作。

而清代宫廷也有众多《清明上河图》的仿本，其中少数有宋代版本的片段图像传承，但受苏州片仿本系统的影响更大。其中最着名的是现藏“台北故宫”的清院本，由陈枚等五位清代宫廷画师完成于乾隆元年。这幅画的基本布局与明代开始即大量流传的苏州片仿本系统相似，但很多细节参照了清代北京的帝都景象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水乡景致进行了充实完善。这个版本也是现在台北故宫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

       

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州民居的建筑风格。

同时，台北故宫还收藏有与这个版本内容很类似的白描版，署名沈源所绘，沈源也是当时清宫画院的画师。这个版本究竟是清院本的稿本还是后来对清院本的临摹修订？目前研究者们倾向于后者，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然而，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也有机会被宫廷画师看到和临摹，它曾在清代中期属于大儒毕渊兄弟，很快成为宫廷藏品。然而，苏州电影制度的复制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清代一流的鉴赏家未能辨别出这颗珍珠，并承认它是真正的复制品。乾隆三十八年，宫廷画师黄念临摹《清明上河图》。虽然很多细节明显直接或间接来自北宋版本，但标题写着“仿明人清明上河图”，代表了当时的基本认识水平。

本站：我们今天公认为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当初是怎样被发现的？

刘涤宇：1950年代初，当时东北博物馆一位名叫杨仁恺的小伙子在伪满政权覆灭时被缴获的文物中发现了目前我们公认为北宋时期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他判断这应该是宋代的作品。后来，当时的文物鉴赏大家郑振铎、徐邦达等都参与了这幅画的鉴定工作，一致认为这才是宋代的真本。这幅画于是先在中国大陆得到承认。

       

刘涤宇:50年代初，东北博物馆一个叫杨的年轻人，在伪满政权覆灭时缴获的文物中，发现了现在公认的北宋版《清明上河图》。他判断这应该是宋朝的作品。后来，当时的文物鉴赏者郑振铎和徐邦达都参与了这幅画的鉴定，一致认为这是宋代真迹。这幅画最早是在中国大陆被发现的。

青年时代的杨

但当时在冷战初期，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渠道很少。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还未发表的时候，已经迁台的中国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认为一幅美国私人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真本，当然，现在看来，那其实是苏州片仿本系统中的一幅清代作品，不过因其声望，也由于海峡两岸争夺中华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董作宾先生的观点曾经在海外得到追捧。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倒是较早接受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观点。

在鉴定《清明上河图》真迹版本的目的驱动下，1965年至1971年，美国、中国台湾省和日本各自发表了《清明上河图》多版本比较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德里克·怀特菲尔德于196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台湾学者刘元林在不了解怀特菲尔德研究的情况下，收集了《清明上河图》图像进行比较研究。虽然他们的结论大相径庭——怀特菲尔德的观点与我们今天的观点接近，而刘元霖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明上河图》是真迹——但他们的研究几乎是极其贫乏的，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省和海外收藏的版本，以及中国大陆认为的宋代真迹。两篇论文相继发表后，日本学者宽原弘树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并对日本收藏的几个版本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堪称多版本比较研究的杰作。

1970年代初，在台北召开的一次中国书画研讨会上，Whitfield宣读了他对《清明上河图》多版本比较的研究成果，在会场上以及会议结束后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着录本是宋代作品，并在现存诸本中最接近于真本的面貌。

本站: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能否反映真实的古代社会生活和城市历史？

刘涤宇： 以北宋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为例，从1950年代桥梁学家唐寰澄到最近的刘妍等学者，都将研究聚焦于图中那个编木结构的虹桥上。这种虹桥结构之所以引起关注，首先是其与《东京梦华录》中“巨木虚架”的记载相符合，且细节表达精确详尽，可以确定北宋时代存在这种结构桥梁的可能性颇大；其次是此种结构在后世已难得一见，与之最相似的浙闽木拱廊桥受力也是梁板式与拱式结合的特点，可以考察两者的传承关系却无法将其混为一谈。所以，判断这个编木拱桥的真实性应该并无异议，但囿于绘画的局限性，不能说这幅画中编木拱桥的跨度、宽度、栏杆形态及尺度都与北宋的真实情况完全相符。

       

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木结构虹桥

还有图中所绘各种建筑一起构成北宋东京的城市空间，但北宋东京存在一个位置，那里各种建筑的邻接关系与这幅画完全一样吗？肯定不可能。但其中建筑所呈现出的与后世不同的形态、建筑与街道、建筑与人的关系，都明显具有与后世不同的特征，以这幅画的信息为基础研究那个时代北宋东京的空间形态，并在与其他文献相互对照的情况下，谨慎得出一些结论是可能的。

至于真实性，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图中所示的城市空是仅仅反映了城市个别路段的风貌，还是更具代表性？比如日本学者久保田和一夫提出了一个问题:北宋的东京，正如北宋《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和《东京梦》所记载的那样，过于关注城市的东部，但是东京的西部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研究结论是，前期东京西部以军营为主，后期官宦士大夫住宅较多，城市风貌相对较为封闭，与北宋《清明上河图》的繁华街巷界面大相径庭。因此，通过图像研究一座城市的历史形态，必须结合相关文献、考古资料和现在的遗存，经过仔细的考察才能接受。

本站：自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了着名的“唐宋变革说”，在历史学界波及甚广、影响深远，稍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又衍生出“唐宋城市变革”的命题，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城市图像能否为这一假说提供新的参照？

刘涤宇:“唐宋之变”主要是指从安史之乱到宋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变化。这些包括:长江以南的大规模开发导致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这大大增加了大运河在中国的重要性；税制改为“两税法”，以财产为基础征税；从贵族保卫政权到依靠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文官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唐宋之交加藤畈的城市变迁也是唐宋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加藤繁的研究中，很多重要的线索被广泛征引，几乎成为定论。如隋代令狐熙整治汴州时“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证明那时庶民不能面向主要大街直接开门，而其代表性的城市形态是隋大兴、洛阳两城，以坊墙和坊门封闭各坊，然后在城中集中设市交易。他认为这种形态到了宋代逐渐瓦解，而在宋中叶时随着街鼓的废弛和宵禁的解除而撤销。当然，其中的个别观点已被后世学者质疑或修正。

       

日本历史学家加藤范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

然而，隋大兴那样的城市是用很短的时间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完成的，有按照一个理想蓝图建造的条件。而在一些当时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地方城市中，具备这种大规模改造的条件吗？更重要的是，只要把街与巷之间的丁字路口以坊门封闭，并禁止居民面向主要街道开门，在中国古代以合院民居为主的居住形态下，不需要坊墙仍然能够实现封闭里坊制的管理效果。

自唐朝中期以来，虽然具体的法律法规没有太大变化，但事实上，至少在一些地方城市，主要街道沿线商业店铺的开设已经得到了默许。中唐诗人胡璋《渡淮南》一诗的第一句，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这一点，那就是扬州作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条沿着大街的商业街。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向主街开店真的就意味着小区从封闭变成了开放吗？

在《五代会要》中记载着后唐时代的一个奏疏，主要是建议对唐末战乱中破坏严重的都城洛阳进行整饬。而整饬的办法是：划坊界、设坊门，这和封闭里坊制的管理方式类似；但“如有沿街堪盖店处”，由官府统一兴建店铺出租给商户。虽然这个奏疏后来是否有成果不得而知，至少证明当时人的思维里面，封闭里坊制与沿街店铺不是相互抵触的制度。到了30年后，后周世宗兴建北宋东京外城时，官府就只划分道路，定出主要官署仓库等的位置，其他让老百姓自行建造了。可见这段时间，统治者对城市，尤其是都城空间形态和管理方式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不同。

在北宋版《清明上河图》中，由于场景聚焦于主要街道，所以对Lane Lane 空的表达较少，从中可以看到沿街发达的店铺和街道的开口，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开口已经渗透到街区内部。明清时期的许多副本表明，虽然明清时期主要街道可以开放开店，形成商业街，但大多数情况下，街区的道路都有大门，晚上，大门关闭，街区关闭。《西园卢文建》中的记载和丘浚关于加强明朝都城安全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明清两代，这类栅栏门等防卫设施是在官方管理下由民间自行建设的，其存废与官员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但总体来说，栅栏门的存在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前后城市管理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断裂，两者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延续性，不能一概而论。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白云堂本《清明上河图》中的栅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