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拨 罗新：唐太宗用突厥人的习惯给骏马起名

昔日太宗拳毛騧，

近段时间，郭的家人向别人学习。

       ——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四有一条：

唐天宝里，大湾进了六匹血马，一匹叫红，一匹叫紫，第三匹叫绿，第四匹叫黄，第五匹叫丁香，第六匹叫桃花。它是一个著名的名字，被称为红战车，紫玉战车，平山战车，凌云战车，飞香战车和百花战车。幸蜀之后，平山、凌云为谶。

       北宋秦再思《洛中纪异录》也有这条记事。李石和秦再思应该都是录自唐人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剽掇说部以为之”，尽管文字微有不同。《续博物志》记唐玄宗所改马名中的红辇和紫玉辇，在《洛中纪异录》中作红玉犀、紫玉犀。《洛中纪异录》没有末尾幸蜀应谶那一句，“制名”作“改名”，而在改了马名之后还有一句“命图于瑶光殿”，是很重要的内容。“犀”应是“辇”字之误，因形近致讹，这样才与其余四马命名的形式相一致。“红辇”当作“红玉辇”，夺了一个“玉”字，因为“红玉辇”才对得上“紫玉辇”，也才符合唐玄宗华丽的制名风格。可见李石与秦再思两书所录此条各有所得，互勘之后庶几近于原本。  

什么是“辞退”？

       大宛是唐人用汉代地名称呼当时中亚的拔汗那。白鸟库吉早在1906年就在《大宛国の汗血马》一文中考订叱拨一词的语源,认为与大夏语的ashpa，波斯语的asp/asb，梵文的aśva，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极可能就是费尔干纳地区的āspah的略译。原田淑人接受了白鸟的说法，称叱拨的语源应该是伊朗语的aspa。

白鸟仓木和庶人原田

       美国学者薛爱华是从原田的着作获知这一语源讨论的，但他在其名着《唐代的外来文明》的一条注释里，否定了这一见解，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根据费耐生提供的线索，把叱拨的语源考订为粟特语的čərθpāδ，意为“四足动物”，可用来指马。费耐生的意见仅见于此，应该只是私下的提示或建议，并非出自严肃的讨论。

我认为Edward Hetzel Schafer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粟特语中马名的大多数用法都是和波斯语，即asp/əsp.语一样的通用词萨珊波斯的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一样，马的意思是asp/əsp.不仅在伊朗语中如此，在整个印度-伊朗语言中也是如此。古代翻译包括Ashiva和Asheva，这是梵语中马这个词的音译。比如《翻译名义集》第二卷:“阿希瓦，这个马云。”《大唐西域记》卷九有“阿诗娃的倚仗”，原注曰“唐嫣马晟”，意为用阿诗娃翻译马。季羡林等校注家认为，阿诗娃依靠梵文的阿吉瓦吉和巴利文的萨吉，即阿吉瓦翻译为“马”，第二条《沙里福图的果实证明的故事》，中华书局，1985)。转梵文卷九:“德系，马。”爱德华·黑泽尔·谢弗可能不理解asp/əsp单词首字母的翻译。其实在中古中国省略声母是很常见的。例如，Shiboro中省略了iš bara的首字母。

       根据《续博物志》和《洛中纪异录》，来自费尔干纳的这六匹汗血马在进献给唐玄宗之前，本已各有名号，只是极为朴素。这六匹马的原名分别相当于汉语的红马、紫马、青马、黄马、丁香马、桃花马，但是汉语译名里保留了原文的叱拨，予以音译而不是意译，大概之前这个音译词汇已经流行，在汉语中的新词义超越了asp/əsp语源的本义，与中亚名马早已紧密链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有句“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可见叱拨作为外来语借入词在唐代是很流行的。这个音译词在汉语词汇里具有专名性质，带有异域风情，因而常见于后来的文学作品，如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有“齿齐臕足毛头腻，秘阁张郎叱拨驹”，韦庄《长安清明》有“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陆游《闻蝉思南郑》则有“金羁叱拨驹，玉盌蒲萄酒”，等等。研究者摘出已多，兹不赘举。      

作为对中国人的“排斥”

       叱拨进入汉语之后，不仅专指骏马，而且似乎也渐渐缩小范围，特指某种毛色的骏马。《宋史·兵志》马政部称，如果按马的毛色划分，“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其中“叱拨之别八”，把叱拨与青、白、乌、赤等并列，显然指一种花色。《宋史》这一划分的依据大概是今已不存的《群牧故事》。杨慎《丹铅杂录》卷五有“叱拨”条，称“《群牧故事》六卷，中载九龙十骥之名称，西河东门之骨法，无不具焉，其说马之毛色九十一种”，“又云叱拨之别有八，曰红耳叱拨，曰鸳鸯叱拨，曰桃花叱拨，曰丁香叱拨”等等，“又曰北方马以叱拨及青白紫纯色绿鬃骝为上”。叱拨的义项从唐初广义的马到宋元狭义的花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元代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有《红叱拨赞》，序称“余有良马曰红叱拨，取韦庄‘紫陌乱嘶红叱拨’之语名之”，又说“诸突厥部遗俗，呼今之诸色桃花马为叱拨”。按照耶律铸这个说法，印伊语的asp/əsp一词缩小义项，用以专指杂色花马，这个变化也发生在突厥社会。或者进一步推想，汉语里的叱拨一词，并非直接来自印伊语，却是从突厥语各人群转贩而来的。我对此还是有一点怀疑，从耶律铸的许多写作来看，他有时似乎故意掩盖他从唐宋文学汲取的营养，把中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想象解说成中亚或草原的真实知识。

但根据印伊语中修饰语的顺序，红色、紫色等名称应放在修饰语之前，表色修饰语应放在后面，也就是说，应视为红、紫、桃花。据波斯百科词典《提呼达词典》记载，萨珊波斯巴列维文献《米努耶·赫拉德》中提到“白马为万马之王”，其词序为“天冬撒潘拉德”。巴列维文献《扎勒尔回忆录》写于萨珊王朝时期，记载了波斯人抗击所谓匈奴的传说，并提到了很多马，如asp-i ahanin-sumb、asp-i asuda-yi tizro、aspān-n v .构词法为ASP前、修饰语后。

中原骏马的制名传统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伐大湾后，得千里马，马名普哨。”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从大湾获得的“蒲哨”似乎是一个带有asp/əsp介词和外套修饰语后置的硬译，反映了大湾马名的原始形态。然而，出现在唐玄宗面前的马名“洪池波”和“紫池波”是翻译后的汉语形式，它们经历了一些文化转型。他们不仅自由地翻译了丰富多彩的词语，而且在汉语修饰语面前也遵循了语序规则，“自不必说”也可以看作是外来词。这种遵循汉语修饰语语序的翻译模式可以说是汉语翻译的一个主流传统。

       唐玄宗所制马名不仅华丽，而且还看不出是马，字面上似乎只是一种皇家辇乘。六马本来一律以毛色为名，丁香、桃花都是描述毛色的词汇。比如桃花马，古又称赤骠马，是一种杂有红白浅黄毛色的花马。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许慎《说文解字》马部释骠“黄马，发白色”，可见是一种浅黄间白的毛色。马祖常《桃花马》诗曰：“白毛红点巧安排，勾引春风上背来”。玄宗改名之后，红玉辇、紫玉辇、百花辇还保留了原名中描述毛色的部分，而平山辇、凌云辇和飞香辇就不再能反映毛色了。

唐玄宗的命名方法，强调其质量和美德，而不表达其颜色，也源于一个古老的传统。《西京杂记》卷二说，汉文帝从代国即位至长安时，有九匹马，合称“九夷”:浮云、赤甸、觉群、夷夷、紫燕香、吕琪琦、紫龙、蔺剧、陈珏。《西京杂记》虽非史书，但此注反映了汉晋“代马”之誉。在《文选》中，曹植的《朔风诗》中有一句话“欲更好地代马，而应更关注北方”，而于嘉的《典略》中也说“代马为阴之精”，可见汉晋时期北方代马之盛，备受推崇。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夷”的名称中，只有夷夷、晏子香、青池、林菊可以被看作是马，而所有的名称都强调马的快速奔跑能力，只有夷夷、晏子香、青池。

       《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马，一曰追风，二曰逐兔，三曰蹑影，四曰追电，五曰飞翮，六曰铜雀，七曰晨凫。”这条记事虽然不能当作秦汉史的材料来使用，但大致可以认为反映了魏晋时人对名马命名原则的某种理解：这七个名字在字面上全都与马无涉，成为马名只是因为描述了马的速度。汉末曹操有马名“绝影”，见《三国志》卷一《魏书·太祖本纪》注引《魏书》：“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绝影”同样是表彰奔跑迅捷。《太平御览》引崔豹《古今注》还记曹真有马“名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也”。《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记曹操为董卓将徐荣所败，因为“失马”而一度陷于危境，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曹操。曹洪救助曹操的这匹马，到了王子年《拾遗记》里，还得到一个名字“白鹤”，虽不可信，却同样可以反映魏晋时人对马名的理解和预期，其重点就在速度。

汉末魏晋时期对马的描写，多集中在马的迅捷上。《文选》第40卷陈林《答东亚王》中有一句“飞兔流星，翻越山海”。众所周知，吕布坐骑有一只著名的赤兔，赤兔的命名规则显然与白鹤相同。897卷《太平概论》引用了王自念的《回忆》，还有一篇是周穆王“八龙之君”的名字，“说绝地，转羽，行云，过影，过明，起雾，载翼”。基本上是汉晋之间的命名方式。据《隋书》卷七十六《文传》记载，隋朝诸葛英写了两卷《马榜》，可惜一直没有流传下来，不然我们对古代和中世纪的马名会有更多的了解。

       魏晋及之前马名多为双音节，即两个字。双音节马名的传统，与那时人的双音节姓名之间是否有关联？汉晋时期人名流行单名，加上姓氏即为双音节。这与汉语及汉语文化自身的发展应该是有关系的，那么马名的双音节大概也可以从中获得部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南北朝以后的马名则流行三音节，即三个字，这和人名双名的流行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隋唐以后，马名多为三音节

       这里要关注的是，南北朝以后的马名，通常会反映毛色。马名中包含有表毛色的部分，本是一个普遍现象。《说文解字》马部共收字115个，其中描述马毛色的就有23个，后世常用的如骝、骠、骓、骢、骊、騧、驳等等，俱以毛色状马。汉晋时期的马名虽然有时候字面上看不出是马，但也有一些是可以表达毛色的，比如白鹤、赤兔、紫燕骝、绿螭骢等。刘备“马跃檀溪”时所乘的“的卢”，一般认为是“馰颅”的讹写，而馰颅，是指“马白额入口至齿”的一种马。《说文解字》释“馰”字曰：“马白额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德行篇“庾公乘马有的卢”条，笺疏引《伯乐相马经》云：“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

以毛色特征作为马的名称，在古今中外最为常见。《晋书·慕容荻》记载，西晋时鲜卑慕容徽有马名“游白”，应该是来自内亚鲜卑人的一个例子。然而，用“有白”双音节词翻译《慕容会》中的这个马名，只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马名的普遍习惯，并不能代表这个马的鲜卑语名的音节长度。汉晋时期常见的双音节马名，如赤兔、白鹤等，另一部分是表达“德”，通常与另一种动物比较，或以星云雷电等自然风光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积极的结构中，颜色的修饰语是第一位的，美德的修饰语是最后一位的。

       可是隋唐以后的马名则以三音节为多。而且在三音节马名中，表毛色的词和状德行形貌的词还发生了颠倒，即颜色词居末而德行形貌词在前。《旧唐书·铁勒传》载草原北部的骨利干部于贞观中“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骢，四曰悬光骢，五曰决波騟，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翺麟紫，十曰奔虹赤”。唐太宗所制十骥之名，都是三音节，都是毛色词在后而德行形貌词在前。唐诗中常见的照夜白、玉花骢等马名，也都属于同样的结构。由于骢、骠、騟、騧这些词既表毛色又含有马的意思，居于词尾是符合汉语语序传统的，但白、赤、紫这类纯粹的颜色词出现在词末，显然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更着名的例子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按照宋敏求《长安志》卷中《昭陵图说》所记的顺序，六骏分别是青骓、什伐赤、特勤骠、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其中五个名字是三音节，而什伐赤、飒露紫、白蹄乌则都是以纯粹的颜色词作为词尾。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些颜色词后面省略了最核心的被修饰词“马”，而这种省略是因为要遵循三音节的要求。后世黄骠马、枣红马、黑骏马这类名称，就是既满足了三音节的要求，又没有省略被修饰词“马”。

更著名的例子是唐太宗在昭陵的《六马》。根据《长安志》宋邱敏《昭陵图说》记载的顺序，六马是清福、史法池、特务、萨楼子、全茂？白蹄黑。其中五个名字是三音节的，而Shivalchi、Salouzi和Baitiwu都以纯色单词结尾。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些颜色词后省略了核心修饰词“马”，而这种省略是由于三音节的要求。后人对黄、早红马、黑马的命名既符合三音节的要求，又不遗漏修饰词“马”。

于右任的拳发？拓片。1914年的《显紫》和《拳发》？二骏石刻被盗运往海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长安志》说唐太宗“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阙”。在陵墓前雕刻六骏，其实是要表彰自己的辉煌武功，因为六骏分别亲历了太宗指挥和参与过的重大战事，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足以承担纪念碑的职责。可是，唐太宗骑过的战马何止六匹，他特别挑出这六骏，据我理解，是因为他要匹配“天子六龙”的传统说法。《周易》乾卦有“时乘六龙以御天”，太阳所乘的日车也是“驾六龙”，故西晋傅玄《日升歌》有句“羲和初揽辔，六龙并腾骧”。六龙因而指代天子座驾，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亦有句“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唐太宗在昭陵雕刻的六骏，大概就是他要垂之永久的六龙。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隆重对待西域所进的六匹“汗血”叱拨，亲为制名，统以“辇”为称，是为六辇，也是模拟“天子六龙”的做法。     

突厥克特琴石碑上的战马名称

       六骏之中的特勤骠和什伐赤，一看就知道与内亚有关，确切地说，是与突厥有关。有学者认为什伐赤之什伐，即前所举的叱拨。据我所知，中古音译北族名号时，不会用叱与什音译同一个外语辅音。《北史》记柔然使者有“乌勾兰树升伐”，大概不是指一个人，《魏书》作“乌句兰树什伐”。勾、句同字，升当作什，形近致讹。不管这是一组还是多组名号，其中“什伐”与什伐赤的什伐，是同一个名号，确切地说，是同一个名号组合。什，和俟、涉、始等中古音译常用汉字一样，常用来音译el/il这个词，而伐对译的则是常见的bäg一词。因此，这组名号组合，其实就是elbäg/ilbäg。在这组名号中，el/il是官号，bäg是官称。

在中世纪，同样的一组标题是尽快或尽快写出来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翻译，比如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过去一般认为与突厥铭文中的eltä bä相对应，但我认为实际上是东突厥斯坦第一个汗国elbg/ilbg Khan与Khan同名。希瓦奇是指获得希瓦奇荣誉称号的红马。湿婆是北方人用作军事和政治人物的许多头衔之一，现在用在马背上。因此，希瓦奇是一匹获得希瓦奇荣誉称号的战马。按照唐朝突厥碑文的习俗，希瓦奇可以还原为额尔巴格齐尔，如果要加上中文名省略的“马”，那就是额尔布金齐拉特。同样，特勤局是一匹浅黄色的战马，称号为特勤局，可以写成Tegin SAR或Tegin SAR。

       什伐赤和特勤骠可能本来就是突厥马，这两个名字也是从原名直译过来的。这就涉及突厥给马命名的传统。幸运的是，阙特勤碑文中有十五处提到阙特勤生前所骑战马的名字，共涉及九匹战马。九个马名有些附有“马”，有些不写，两种情况都有。可以这样理解，明确加上了中心词“马”的地方，是为了应对后面的动词“骑”，当然即使后面有动词“骑”，也可以省略“马”。因此，按照省略“马”的形式，即去掉马名中的语法性后缀，把阙特勤这九匹马的名字列在下面——

1.tadq or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2行，tadïq是官号，čor是官称，boz是灰色。

2.iš bara yamtar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išbara是官号，通常音译为始波罗或沙钵略，yamtar是官称，boz是灰色。

3.yeg n silig BG k dimlig Toruγ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yegän和silig都是官号，bäg是官称，kädimlig是指马衣，toruγ是红褐色或栗色。Kädimlig大概不是马名中的一部分，只是描述其披甲状况。

4.拜尔库阿齐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5行，bayïrqu是名号，aq是白色。同一匹马的名字又出现在东面第36行。

5.baγu boz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7行，bašγu没有确解，有研究者理解为白头或头上有白毛，boz是灰色，因此bašγu boz就是一匹头上有白毛的灰马。

6.ALP al AQ

       见阙特勤碑东面第40行，alp是常见官号，šalči可能是一个官称，aq是白色。这匹有着alp šalči名号的白马在阙特勤碑文里共出现了四次，除了东面第40行，还见于北面第2、第3和第4行。

7.阿兹曼aq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man没有确解，一般理解为微黄色，加上aq就是黄白马，近似汉语中的“骠”。同名又见于第6行。

8.az yaγz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5行，az是一个专名，yaγïz是褐色。同名又见于第8行。

9.葛兰素史克

       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9行，ögsüz 的意思是没有母亲，在这里与aq一起构成马名。

       以上九匹马的马名，共同的特点是毛色词后置，毛色词之前则是某种名号词，这些名号词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部族名，二是由官号加官称构成的一组类似政治人物所获得的那种名号，三是某种发挥临时性专名功能的描述性词汇。

以上九匹马的马名的共同特点是毛色字在毛色字之后，有的名字字在毛色字之前。这些名字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部落名；第二，由官方数字和官方名称组成的类似于政治人物获得的一组名称；第三，一些起到临时专名作用的描述性词语。

矗立在蒙古户部柴达木湖畔的阙特琴碑

       对于其中官号加官称所构成的政治名号，过去的研究者，似乎多半倾向于认为是人的名字，也就是说，tadïq čor，išbara yamtar，yegän silig bäg以及alp šalči，分别是四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阙特勤骑的是他们的马。但这种理解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阙特勤的爱马却总是带着敌人的名字，而这本不是该马过去的名字。我认为，这些名号是阙特勤用来称呼他的爱马的。给爱马加上拟人化的名号，在阿尔泰世界里并不奇怪。正是因为这样，唐太宗六骏中的什伐赤过去并不隶属于一个叫什伐的人，特勤骠过去并不隶属于某一位突厥特勤。除了这类有官号官称的马名之外，ögsüz aq和bašγu boz两名，与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非常接近。另外，azman aq与青骓也很像。这样我们就看到，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确有高度的相似。

据段《酉阳杂说》卷十二，“秦乘马打雷，常饮酒”。显然，雷虎驳船的名字与希瓦奇和特勤局完全同构。雷虎，突厥语的通称，是一匹杂色马。这个秦琼的雷虎驳不一定是突厥马，或者说这匹马的名字不一定直接来自突厥，因为起源于突厥的名字雷虎在唐宋时期似乎相当流行。《泰于萍兰》卷583乐部二皮帕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时，女弟子郑中丞擅胡琴，内库有琵琶二首，号大，雷小。”雷虎不仅用在琵琶上，还被用作鳄鱼的名字。《太平广记》第464卷“骨雷”篇引《恰钦奇》曰:“鳄鱼绰号雷虎……一骨雷”。古雷只是雷虎的另一种汉语拼音文字。雷虎也被用作战士的名字。《太平广记》第252卷《》一文，引用《北梦琐言》记有一个范，是简指挥下的勇武之士。第393卷《欧阳》引记，说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在雷州与巨蛇搏斗，得了“雷虎”之名，人称欧阳。雷虎一词进入汉语的时间既早又深，所以这艘在秦琼的雷虎驳船可能在中原有它的名字。

唐初骏马制名习惯源自突厥？

据说唐初给名马起名的习惯与突厥马高度相似。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唐初以一定官衔冠名马的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本身的传统，而是借鉴于突厥。《太平概观》卷895，兽医部七马三马引《续帝纪》记司马休投靠南燕时，被马警告，以免被慕容超伤害。“乘南奔，差一点幸免，然后回荆州，加颛顼吴恙之名”，即以杨武将军之名命名此山。《北史》卷八《齐本纪下》记载“马、鹰犬有“夷童”、“君君”之称号，故有“赤表夷童”、“逍遥君”、“凌霄君”，...斗鸡也打开了政府”。《五行志》卷二十二《隋书》中说，北齐执政时，“犬与开礼同，女有君夫人之衔”。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南朝。《南齐书》卷一《高帝纪》记宋齐鼎革之际，萧道成在苍梧王被杀之后，“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不仅萧道成以龙骧将军称其坐骑，而且社会上所接受的马名“龙骧赤”，也是把表毛色的词语放在末尾，与什伐赤、特勤骠和忽雷驳完全同构。也就是说，毛色词后置的三音节马名，南北朝时期已有个别用例，至少为隋唐时期骏马制名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不仅是马名，武器的名字也有类似的用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还记单雄信以一丈七尺长的枣木制作大枪，“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寒骨白这个枪名，同样是颜色词后置，而且同样是三音节。也许，这只是中古汉语自身发展趋向的一个反映而已，虽然颜色词后置这个趋向到盛唐就已渐趋式微。

然而，唐朝与突厥战马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除了相似性之外，它们是否有联系。除了什刹海和特勤局，你几乎数不清秦琼的胡莱驳船。从名字来看，可能直接来自突厥，其他的马都应该在中原地区命名，即使这些马来自中亚的内亚草原或者费尔干纳山谷。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试图为《萨楼子》、《白提乌》等汉语短语寻找突厥语或粟特语的词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过度解读，超出了文献学的基本约束，更不用说完全缺乏突厥学的支持。如果说外来文化对唐朝的马命名传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绝不是表面的影响。至少在文字上，唐代的马命名制度主要继承了汉晋时期的文学传统。伴着紫露呢喃，秋露用来形容凉爽险峻的马群，比如《九歌》中所谓的“风来低吟”。白蹄黑指的是四足黑白相间的黑马，语义清晰。如何才能找到另一个突厥语源？

       隋唐之际中原骏马的制名传统是否受到了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两者间形式上的相似，是因为背后还存在着文化上的相关。如果答案是不肯定、甚至是否定的，那么两者间的相似只是一个巧合，是平行发展的表面现象。可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可以支撑相关性的证据，没有结论，只有开放的疑问。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就唐初骏马制名制度的这个变化是否受到内亚特别是突厥的影响，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晋代赵霖在《昭陵六马》中画的是拳发？

重视华夏传统的内亚因素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十六国北朝至盛唐时期是一个内部关系密切的历史时期。汉晋时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时期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动力之一就是内亚特别是阿尔泰地区文化因素的加入。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做详细的研究，观察亚洲内部的因素是如何渗透到中国传统中，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的。在给马命名的问题上，要考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内在性”。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一句话叫“阿尔泰化”。事实上，类似的思维可以延伸到汉晋以后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简单来说，汉晋中国社会向隋唐汉族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阶段，就在十六国北朝。正是在这一时期，亚洲的突然扩张促成了从“中国人”到“汉人”的迅速转变。由于历代编纂史书的主导意图更有利于汉唐历史延续性的传统讨论模式，这种变化在史料上不可避免地是碎片化、模糊化的，在研究上是开放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开放性。唐代皇陵所展示的的皇陵制度显然有别于汉晋，宋敏求《长安志》所谓“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并非都出于华夏旧制。“刻蕃酋之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突厥石人以及突厥杀人石，即所谓balbal的传统，虽石雕技艺有高低精粗之别，列征服对象于墓前，文化精神却是一致的。陵墓前立石雕战马，不见于中古及之前的草原文化，但汉代霍去病墓园的所谓“马踏匈奴”，似乎算是昭陵“琢六骏之像”的一个华夏远源。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在具备了足够的施工条件以后，立即拥抱了华夏传统的这一部分。《晋书·慕容儁载记》记前燕慕容儁专为慕容氏家传名为“赭白”的骏马铸造铜像，“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赫连夏石马，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刻铭，显示雕造于赫连勃勃真兴六年。十六国时期这一铜一石二马雕像，虽然都非为陵墓而造，但其强烈的政治性与纪念性则是与“马踏匈奴”及昭陵六骏前后一贯的。

这两种传统在唐太宗昭陵交汇时，发挥了宋敏所谓“武功得法”的政治意义，强化了历史书写的功能。有趣的是，这种新的中原传统后来进入了草原，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的“交叉感染”。唐玄宗派工匠为阙特琴修建墓地，就像唐朝的制度一样，具体而轻微。只有在有着浓厚唐风气息的克提琴和皮家汗墓地的东面，依然有着一条千多米长的杀石长龙:无论是古老的草原传统，还是新近传入的唐风，他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加强汗国宫廷统治荣耀的手段。十六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北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复杂、微妙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对亚洲内部的考察只是研究这种转变的一个视角，但仅从这个视角，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问题极其复杂，任何单行的描述都无助于问题的厘清。

       因此，我们在看到唐与内亚骏马制名传统有相似之处的同时，对二者间的相关也保持一点耐心，继续思考，继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