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会 天下会·回应 中国外交难道不需要国际说服力吗

5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对拙文提出了一些极有见解的质疑和批评，对此我十分感谢。不过，徐进博士的反应却有不少对拙文误解的地方，我在此作一简要回应。

文卓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外交话语的某些部分模糊而含蓄，这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关系思维有关。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个体的清晰性，所以有时候中国的宏大叙事在西方人眼里有点大。

       拙文讨论集中在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特点，但徐进博士的反应完全转移了话题，认为西方抱怨的背后是中西之间的利益和权力之争。我不否认话语与权力之间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但这却不是拙文讨论的重点。对于拙文的主要观点——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徐进博士并未提出质疑，也没有进行讨论。

徐进博士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这让我颇感意外，因为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集大成者，而徐进博士后随笔中提出的“权贵党有话语权”的观点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代主义”甚至接近“现实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不相容的。福柯所谓的“权力”与现实中对“权力”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徐进博士似乎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觉得中国外交话语难懂。但在对拙文的评论里，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话语存在“不直接、打太极、含蓄、狡猾”的特点，可见抱怨的不只是西方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博士有次参加关于中国外交的研讨会后感叹，会上许多人都抱怨中国外交理论让人看不懂，而这些参会的人都是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许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没有什么难懂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中国外交已经有了极深刻的理解之故，但这样深刻的理解却不是人人都有的。

徐进博士指出，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对中国话语的反应不同，俄、韩、巴等国不说“合作共赢”和空。但这其实印证了文卓的一个核心观点: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文章写道:“对于接受中国共赢理念并加入‘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更加强调共赢，并辅以具体的政策解释。”我认为“合作共赢”的说法在很多场合都有很好的效果，未来效果会更大；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针对不同的国家和事务，这样“合作共赢”的纲领性理念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原则要以我为主，不必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任何一国的外交话语都以本国为主，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在以我为主的同时，是否也要让外界听得懂呢？以我为主是否等同于自娱自乐呢？更重要的是，以我为主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说服力的目标呢？说服力当然远非国际政治的一切，但却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让其他国家做它们本来不想做或者防止它们做本来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其实是一国权力的重要成分。

徐进博士指出，中国外交要言行一致，我完全同意。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讨论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贬低政策行为。文卓曾建议:“在当前的整体性概念下，有必要用具体而详细的政策解释来支持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思想。”事实上，这意味着言行一致。“言行一致”需要有形的言语，而“行动”从根本上更重要，但离不开言语。没有“言”，哪里谈得上言行一致？

作者:张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所云山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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