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发 访谈︱辛德勇：从尚功到守文 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

2014年第6期的《清华大学学报》刊出特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他在这篇长文中指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并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守文”，之前学者之所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于他们采信了《资治通鉴》中所录的“汉武故事”之记载，而事实上，“汉武故事”荒诞不经、不足为据，司马光对此也有认识。那么，为何司马光还要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此说呢？辛教授进一步论证以为，这是司马光出于资以鉴戒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不过是司马光构建出的“汉武帝”。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新华文摘》转载，颇受关注。

       历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是辛教授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表示已有计划着书，通过几个个案研究探讨此问题，原本《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就是未来新着的其中一章。在他看来，这个故事“非常富有吸引力”，涉及的正是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是极具典型性的研究案例，所以他不想错过。本站就相关问题采访辛德勇教授。

       

历史是如何建构的？这是辛教授一直关注的问题。他说，他已经计划写一本书，并通过几个案例研究讨论了这个问题。汉武帝最初的政治定位和司马光的重建是未来的新篇章之一。在他看来，这个故事“很吸引人”，涉及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建构，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他不想错过。本站就相关问题采访辛德勇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

       本站：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汉武帝晚年有个政治取向的转变，即由武转文。您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简单说说您的主要依据。

辛德勇:首先，请允许我稍微解释一下你的提法。

       这个观点，在中国晚近以来的新式历史学研究者中，主要是由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中加以系统论证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在此之前，一些比较重要的通论性着述，譬如，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我认为迄今为止，这仍是国内水平最高的秦汉史论着——在这部书中，对汉武帝总体的治国路线，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再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是如此。所以，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不能说是中国学术界高度一致的共识，而且也不能说田余庆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之后，“一直以来”大家都赞同此说。实际情况是，自从田余庆先生的论述发表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有人撰文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很多文章，讲得都很有道理。只是人微言轻，又没有像我这样把文章写得足够长，长到像怪兽一样，从而吸引来大家惊诧的目光。

       要是放开眼界，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更为不同。譬如，在日本学术界，虽然其老一辈学者市村瓒次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与田余庆先生后来的主张基本相同的看法，但在此之后一些比较着名的历史学者，如宫崎市定、日比野丈夫、西嶋定生各位先生，却都摈弃此说，未予采信。在西方，像比较通行的《剑桥中国史》，对汉武帝一朝的政治，也丝毫没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我们睁开眼睛，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显然会更加不同。例如，在日本学术界，虽然老一辈学者三次郎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与田雨晴先生相同的观点，但一些著名的历史学者，如日比野的丈夫宫崎骏·石鼎和西屋·丁盛先生，都拒绝并不接受这一观点。在西方，就像流行的《剑桥中国史》一样，对汉武帝的政治没有这样的理解。

汉武帝雕像

       我撰写文章，对以市村瓒次郎、田余庆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派观点，提出不同的认识，最为关键的依据，有两点。

第一，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遗孤和大臣，无论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其实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的一贯政策，只是看不到三次元和提到的路线变化。

       二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在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着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最初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霍光在儒生的帮助下，企图攻打坚定执行汉武帝既定政策的田钱球、桑弘羊。在盐铁会议的辩论中，桑弘羊强调“君之政不改”，不宜“害先帝之功，碍主之德”。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被处死的是汉武帝。正因如此，自汉武帝即位以来，全国各地的贤良文人都会纷纷抨击扰乱世界、凌辱人民的内外国家政治。用古代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圣贤的话来说，没有迹象表明汉武帝晚年对自己的政治取向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使他从“进贡”变成了“观察文学”。

       假如汉武帝晚年，确实像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那样，改弦更张，采取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治国理民的路线，那么，请问，这些贤良、文学还那么起劲儿地攻击什么？岂不是无的放矢？桑弘羊也简单地说一句“先帝业已罪己悔过”，不就堵住所有人的无端挑衅了么？

看完《盐铁论》中双方的争论，再仔细阅读《史记》、《韩曙》中的其他相关记载，我有必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站：您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非汉廷从根本上转变政治路线。为什么这么说？

辛德勇:首先，这个理解是基于对所谓“轮台圣旨”的仔细阅读。只要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任何人都不难看出，汉武帝在“轮台圣旨”中实际忏悔的“过去”对外征伐，只是前一年征伐和三年二师大将李光利率军西进的事情，并没有涉及其他军国主义行为。

       事实上，这次远征，朝廷是派遣李广利、莽通和御史大夫商丘成三支军队，同时发兵，而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仅道及对莽通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所统领兵马的检讨，对一路顺利进兵，“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这支远征军，却只字未提。

所以，所谓“轮台圣旨”，绝不是汉武帝对自己“戎马相伴，三十二年读书，在家虚度光阴”的自责。这只是李光利和芒通打败这两支军队的教训总结。考察了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之后，应该调整用兵策略，让我们先整顿边防，积累财力，等待机会再战，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对外用兵的政治路线。

       另一方面，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汉武帝采取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例如，大约在元朔元年的时候，齐人主父偃和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相继上书，以秦之亡国为镜鉴，劝谏汉武帝，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内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史称“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紧接着在元朔三年的春天，汉武帝即“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这看起来好像是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等人的谏言，停罢了汉廷在东北、西南两方新开边地上兴作的戍守等项事宜。然而，就在汉武帝召见主父偃等人的下一年，亦即元朔二年，卫青即率大军出击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后更连年出兵不已，并相继将河西、岭南、闽越、朝鲜等地纳入大汉版图。

究其原因，汉武帝听了朱、延安、的建议，但正如的信中所说，鉴于当时“关东粮不登，岁不复，民不聊生”，如果不加考虑地动员人民，恐怕人民会“民不聊生”。所以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显然只是防止内乱的战略调整。又如，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将陇西、北地、尚军三地驻军减少一半”。但这是因为前年汉朝时，邪恶的坤王杀了休图王，匈奴对当地边防的压力大大减轻。元朝开国大典后的四年间，汉廷大规模地将关东贫民迁移到西北边境。卫青、霍去病也在同年率兵西北边疆，大规模北伐，说明汉武帝仍然奉行对外强扩张的国策。

       斟酌《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只是将这道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载录于《汉书•西域传》中，而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对此却未着一字。这向我们提示，《汉书》的作者班固本人，并没有把所谓“轮台诏”看作是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特别是在《汉书•武帝纪》篇末的赞语里，班固还很委婉地评议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在这种盖棺论定的时候，仍然没有一句话提到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曾经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

针对上述情况，除了汉武帝生前所做的安排、盐铁会议等具体措施外，我认为所谓的“轮台圣旨”只是权宜之计的改变，而不是汉武帝对其统治路线所做的根本性调整。关于这一点，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事陈素镇先生，在他的《汉书·政治与春秋研究》一书中，已经谈过同样的看法，认为“仔细读了轮台的圣旨之后，武帝已经用兵数十年，圣旨中的“悔”只是三年的和解之战”。

       本站：以往唐长孺、田余庆等先生作出论断的主要史料依据是《通鉴》，而您认为《通鉴》中的相关记载不足为信，请您具体说说。

辛德勇:这是史料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据田余庆先生自己讲，《论轮台诏》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有人对其依据《资治通鉴》立论的做法表示质疑。为此，田余庆先生做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大说服力。

我之所以研究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是因为我给北大的研究生开了一个目录学的课程。在介绍编年体史书时，我想尽可能讲清楚《资治通鉴》各部分的历史价值。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这方面受到了黄永年先生的启发。黄永年先生在讲学时，曾明确警告，在研究秦汉史时，绝不能引用《资治通鉴》。现在轮到我把这个问题教给学生了。准备转述老师的说法时，想到了田雨晴先生的文章《论轮台圣旨》。因为这篇文章的基本依据是《资治通鉴》，而这种做法尤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赏，所以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查阅相关的记载，考察其是否合理。

       考察相关文献和史事之后，我相信业师黄永年先生的见解确切无误。在司马光撰着《资治通鉴》的北宋中期，在《史记》、《汉书》这些基本史料之外，看不到其他记录西汉政治史事的可信资料；甚至可以说，司马光当时所能见到的可信史料，与我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因此，《通鉴》若是述说有《史记》、《汉书》和诸如《盐铁论》这样的汉人着述所未见的重要史事，其史料出处，便大可怀疑。

       我一查考，果然不出所料，《通鉴》这些纪事，出自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纂的小说《汉武故事》，是完全不能信据的。

       

我一查，不出所料，这些通鉴编年史出自南朝刘宋时期王坚编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靠谱。

汉武故事的书影

       本站：《汉武故事》究竟如何不可信？

辛德勇: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史料问题。

       关于《汉武故事》的内容，大家看我举述的例证，如汉武帝与“死而有灵”的“神君”大行房中之术，又如王母娘娘在两只青鸟夹侍下降临长安城承华殿中，授予汉武帝仙桃，并与之彻夜深谈，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绝不是一部记述历史事实的着作。

如果我们今天写民国史，都知道不能记录郑三发子在《金陵春梦》中的所作所为。司马光在写西汉历史的时候，直接截取了《汉武故事》的文字，显然比这个更不靠谱。

       本站：您在研究中提到，司马光对这一点也有认识，那么，司马光为何还采用此说？

辛德勇:你的问题很好。

       我研究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出发点是要解决目录学授课过程中的史料价值问题，但写文章论述相关问题，着眼点却是司马光如何构建历史，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真相，只是解析司马光构建史事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他是希望当政的君王大臣，都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最好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政治家们往往会有不同的想法。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这都是司马光极力反对的，但汉武帝又是人们谈论历史以取资借鉴时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不容忽视。为此，司马光颇费一番心机，把汉武帝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历史形象。《史记》、《汉书》等可靠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形象，既然不合他的期望，无奈之下，只好乞灵于故事小说。所以，司马光采录《汉武故事》，可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司马光写《子·同治简》，具有强烈的利用天下的目的。他是一个希望掌权的王部长，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对于什么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政治家们往往有不同的想法。汉武帝对外侵略，对内勒索，司马光极力反对。然而，汉武帝是人们谈论历史时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这是不可忽视的。为此，司马光煞费苦心地将汉武帝塑造成符合他要求的历史形象。《史记》、《韩曙》等可靠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形象，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只好乞求故事和小说。所以司马光的《汉武故事集》可以说真的没有办法。

《资治通鉴》手稿

       类似的做法，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譬如他采录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比使用《汉武故事》还要过分很多。也正因为这是司马光撰着《资治通鉴》惯常使用的手法，我才把司马光肆意构建史事作为论述的主题，来加以阐释。        

本站:那么，汉朝改以儒治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辛德勇：我认为，这发生在宣、元之际，也就是在汉元帝的时候，才实现这种转变，汉宣帝谓治理国家要“以霸王道杂之”，并且说这是“汉家制度”，正显示出这是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针。作为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宣帝实际执掌权位之前的霍光擅政时期，甚至连汉武帝在“轮台诏”宣布停罢的屯田轮台之事，也重被施行。

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我个人提出的新想法。东汉人崔岙，宋人王应麟，邻居顾颉刚、钱穆，都从不同层面谈了这种认识。例如，宋朝的王应麟总结了汉昭帝和宣帝时期的政治形势，说:“昭帝年轻，霍光掌权，...服从汉武帝的法律，并受到惩罚。因为庸俗的官员很苛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汉武帝的用法很深，霍光没有去掉皮，绳子越来越结实。.....宣帝对“慎子君臣”有很好的看法，使用了许多语法收集者，而且忠诚老实。...刑名之下，律为“诗”“书”，皇帝之治可见一斑。”这显然不是“观文”的气象。

       本站：您曾在微博中表示学界对此研究有不同意见，就此情况，您是否愿意谈谈？

辛德勇:我大学学的是理科，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自学的知识蒙蔽了我的双眼，很不正规，很乱。读完研究生，主修中国历史地理，只学了一点点大地艺术，对世界完全无知。

       前面我已经谈到，写这篇文章，只是因为用黄永年先生传授给我的一点儿目录学知识在北大教书混饭，花傻劲备课，认死理琢磨，认识到一些自己过去不知道的《资治通鉴》的特点。因此，我很清楚，以自己的学术背景和资质，研究时代跨度这么大、涉及面这么广、各方面关系如此错综交织的人的历史问题，一定会有很多疏误，当然很多人会有不同意见。

不过我的文章刚刚发表，可能很多相关人员都没有看到。因此，没有正式发表学术论文进行讨论。然而，一些重要的摘要，如《新华文摘》，已经被重印。最近，北京某出版社决定将我的研究论文以篇幅稍长的形式作为专书出版。如果一切顺利，它可能会在今年秋天出版。这样或许可以让相关学者更早关注我的讨论，及时收到人们的批评。

       就在传统平面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言论而言，目前我只看到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和日本着名秦汉史专家李开元先生在怀念田余庆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不同意我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看法。因为我的文章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他们具体怎样看待我的论据和论证过程、论证方法，还不清楚。有人持不同见解，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我都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批评者能够针对我的具体论据，一一做出说明，这样才有利于澄清是非，辨明正误。

当然，有时候讨论学术问题并不容易。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印刷的起源。文章中谈到了贞观时期胡适先生反对张秀敏先生的发明，但从未直接抨击过张秀敏先生。这是因为，在胡适先生看来，张秀敏先生缺乏史料方面的基本训练，这是不合理的。我也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在文章中明确表示，我没有资格和田雨晴先生讨论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些学者眼里，他们似乎遇到了和胡适之先生一样的困境，所以他们不能也不需要和我说话。有人向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批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

       尽管沟通与理解，存在这么严重的、很可能是由于我个人原因而带来的困惑与窘迫，但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问题，我还是想利用您提供给我的这次机会，对我文章的结构和中心旨意稍做说明。这是因为拙文刊出前后，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一些回应，显示有很大一部分人似乎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这篇文章论述的宗旨，是司马光如何构建史事，而不是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先生等人如何看待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大容易领会各个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文前四节旨在探讨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以此为依据的《汉武故事》等史料存在严重问题，不可靠。这对于受过史料训练的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对此，我无法解释和解释得更多。唯一想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我论证了汉武帝末年司马光所期待的政治路线没有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汉武故事》不靠谱，更重要的依据是前面提到的《韩曙》、《盐铁论》等基本史书的记载，与此有严重冲突。

       接下来的第五节《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像》，是在前四节已经论定司马光系依据《汉武故事》来人为地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同时又采信余嘉锡先生的看法，把《汉武故事》的作者定为南朝刘宋时期的王俭这一前提下，分析王俭在《汉武故事》中构建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条路线斗争之事的社会背景。这是司马光大构建中套着的另一个小构建。我想以此来展示这一历史构建的复杂性，而不是用它来证明《通鉴》相关记载的不可信性。像这样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在历史构建问题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强，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记载当中，又实在很不容易遇到，非常富有吸引力，我不想轻易放过。于是，在这里花费较多篇幅，做了比较具体的解析。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文章的第六节，是回到西汉探索这段复杂历史所建构的真实原型，而不是用它来证明司马光是否建构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这不是读者用经验方法能认识到的。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