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章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

1937年7月8日凌晨5时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日纳守军的紧急电报。电报说:“因为被枪毙，我立即进入对敌状态，已经开始要求道歉等谈判。”早上，日本军部向首相近卫文麿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听了内阁官房长官张的汇报，的第一反应是:“是日军的阴谋吗？”卫士之所以怀疑这是日军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槻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

1931年12月，若羌内阁倒台，接任总理的资深政治家犬养毅派出特使到中国商讨和谈事宜。然而，犬养毅内阁既不能控制前线运动，也不能执行其政策。最终，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认可甚至纵容军方在中国东北的行为。1932年，在日军的支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面对军方取得的如此惊人的“成就”，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去追求，因为“胜利者不应该受到指责”。事实上，“胜利者”并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例如，在1932年的“5·15”事件中，年轻的海军士兵暗杀了包括犬养毅总理在内的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因此，当这个案件被审判时，引发了全国人民的请愿和调解浪潮。成千上万的人写信，甚至写血书，割破手指，要求对凶手减刑。在格鲁看来，“即使有大胆而孤立的自由主义者攻击那里的军队，结果往往对政府政策没有影响。”

约瑟夫•格鲁，1932年至1941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对当时日本政局有着近距离的深度观察。其回忆录《使日十年》亦是重要史料。

日本畸形的军事和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之所以能够无视政府政策，擅自策划、执行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巨大阴谋，在造成事实后又能迫使政府追认，除了个别军官的独断专行外，更是由于当时日本异常畸形的军政体系。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特别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大权。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曾这样解释“统帅”的意义：“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权。”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军之数量”。换言之，天皇不仅握有统帅军队的指挥大权，也掌握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限。根据这两条宪法，日本陆海军直属天皇，而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专门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权。第11条规定，“皇帝应指挥陆海军”。伊藤博文曾解释过“总司令”的含义:“此条表明总司令拥有最高权力和专属权力。”第12条还规定，“皇帝决定陆海军的建立和常备军的数量”。换句话说，皇帝不仅拥有指挥军队的指挥权，还拥有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力。根据这两部宪法，日本陆海军直接隶属天皇，独立于内阁政府。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12条成为军部独立体制的法理依据

1900年，军队领导人山县有朋进一步制定了“现役军机大臣武官制度”，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陆海军的大臣，并且需要征得军方的同意。因此，即使一个政党通过正常选举获得政治权力，只要陆军或海军拒绝提交部长候选人，它就不能组成内阁。此外，如果军方不承认内阁的政策，还可以让军事部长辞职，拒绝提名新的候选人，那么内阁就会自行垮台。1913年，山本权兵卫上将内阁时期，“现役武官制度”一度修改，规定预备役或退役士兵也可以担任军事部长，但实际上，“现役武官”仍然是陆海军的部长。另一方面，军事部门发布的任何命令都不需要总理签署，陆海军部长也同意；军官也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扮演皇帝。“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当权的“统一派”为了防止“帝国派”将领转入预备役，再次复活了“现役军机大臣武官制度”。

如此一来，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分裂为以内阁为首的政府和以陆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组成的所谓“军部”。随着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力量愈发膨胀。按美国大使格鲁的话来说，“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 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军部离垄断国家权力仅有一步之遥。这只名为“军部”的“怪兽”早已“暴走”，连当初将其从牢笼中释放出来者也难以控制。

军事部门挟持内阁为人质，内阁纵容军事部门

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与西方霸道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却坚持“不扩大主义”，被戏称为“帝国陆军的异端儿”。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16师团师团长。后因与东条英机数度爆发激烈冲突，终被罢免军职，编入预备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未被起诉，仅作为证人被传召。1949年病逝。着有《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

但是，日军大部分将领和参谋一般都持有所谓的“对攻”思想，即只要对中国进行突然打击，整个华北甚至内蒙古都会顺利纳入日军的控制之下。当我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厅厅长柴山和大足志郎抱怨道:“那个引起头疼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站在一旁的参谋本部战斗班负责人武藤章上校冷笑着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8日晚，陆军大臣杉山元召集“强硬派”军官商议对华派兵事宜。9日早上，武藤章连夜起早完成了《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提出“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战的态度，那么就需向中国驻军增援必要兵力，驱除中国军队”，要求废弃之前石原莞尔发布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提议向中国增兵三个师团。包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的其他内阁成员均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增兵提议暂未获通过。

然而，在10日举行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武藤章面对顶头上司石原莞尔曾不无讥讽地说道：“石原阁下，怎么能说这种反对增兵的话呢？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就和您当年在柳条湖所为一样吗？”听到武藤章这番话，向来能言善辩的石原莞尔竟无言以对。在军部高层的巨大压力下，“理亏气短”的石原莞尔最终改口同意增兵。 

然而，在10日举行的总参谋部部长级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武藤章对他的顶头上司石原慎太郎笑了笑，讥讽地说:“石原慎太郎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反对增兵呢？我现在做的和你在柳条湖做的不一样吗？”听了武藤章的这番话，一向能说会道的石原慎太郎无言以对。在军方高层的巨大压力下，“气急”的石原慎太郎终于改口答应增兵。

战争全面爆发后，武藤章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第二近卫师团师团长、第14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战后，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78年被合祀于靖国神社。

此时军队已经可以自行调动军队，但为了在预算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杉山肇要求在7月11日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对此，近卫文麿别无选择，只能同意。11日上午8点左右，就在卫兵主持内阁会议之前，他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部长少将·茂下关。

石原开门见山地：“请您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否认陆军方面的动员方案。”或许是出于陆军内部压力被迫同意后感到后悔，石原才会直接找到近卫文麿，希望总理大臣亲自出面阻止派兵。但是，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同意了杉山元的增兵要求。

近卫文麿非常清楚，即便他的内阁暂时阻挠增兵计划，军部仍可以自行其事，甚至不惜通过陆军大臣辞职的方式来“倒阁”。而年仅45岁的近卫之所以能在1937年6月4日组阁上台，背后同样有赖军方的支持。尽管此前甚至怀疑卢沟桥事变是陆军的阴谋，但在现实政治的阴影下，近卫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纵容军部的暴走，换取政治支持。

 

近卫文麿非常清楚，即使他的内阁暂时阻挠增兵计划，军事部门仍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即使是辞去陆军部长。1937年6月4日，45岁的警卫队得以组建内阁，这也有赖于军方的支持。即使怀疑卢沟桥事变是军队的阴谋，但在现实政治的阴影下，警卫员们选择了一条绝望的道路——纵容军队逃跑，以换取政治支持。

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正式表明了向华增兵的态度。

参谋本部第403号临时命令已“改正”之前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并部署具体兵力动员事宜。

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进入了所谓的“战时体制”，沿袭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先例，成立负责战争指挥的“大本营”自然提上日程。起初，近卫文麿幻想建立一个以总理为中心的大本营，从而获得处理中国问题的主动权。然而，陆军坚持认为，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不应被纳入大本营。时任海军次长的山本异国只是反对建立大本营。

11月18日，《大本营条令》正式颁布。近卫文麿希望通过大本营来驾驭军部的设想彻底落空。在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对美政策上，内阁已丧失决策权，必须看大本营的眼色行事。吊诡的是，有时为了彰显政府行事的“合法性”，内阁总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抢在军方之前，作出更激进、更“军国主义”的决定。在卢沟桥事变期间，近卫文麿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增援派兵，也是基于这种投机心理。但是，结果却是军部在战争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对内政、外交的实际领导权。

走向“实施全民切腹”的不归路

对于日本国内军部独大的畸形状态，抗战初期便有不少人认为这将是日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在1938年3月初对国军高级将领演讲时就特别指出：“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的时候，日本政治家要是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这时想法结束战事。但日本军权太大，一切偏重军事，政治家恐亦无可如何……”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日本军政分裂二元体制的弊端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并以此鼓励中国在持久抗战中应保持信心。

有趣的是，曾经利用军政双轨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慎太郎的笑容，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在《战史大观》中，石原慎太郎意识到“在持久战中，政治策略的地位会逐渐上升，直到政治策略最终开始主导战争”。他甚至将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法国进行了比较。“拥有独立指挥权的德国，在战略指导上优于盟国。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并结束，也许指挥权的独立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然而，在陷入持久战之后，指挥权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完善的状态。”

在谈及明治以来的日本军政关系时，石原莞尔却不愿承认它就是“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政二元体制，因为日本军事统帅大权是由天皇直接掌握的。一旦出现政府决策与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必须仰赖所谓“天皇圣断”。在石原莞尔的理论体系中，天皇似乎成了能够化解矛盾的“最高仲裁者”，以至于他进一步吹嘘这是日本国体“灵妙的力量”。

然而，大权在握的裕仁天皇几乎从未真正阻止过军事部门日益增长的“失控”和军事冒险。九一八事变期间，军事部门在没有皇帝命令的情况下，调动军队增援关东军。事后，面对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皇帝并不介意指挥权被贸然侵犯的事实，反而乐于见到伪满洲国的成立。卢沟桥事变后，皇帝起初也对军方的“对攻论”深信不疑，陷入战争泥潭后才私下说了些后悔的话。

1940年10月12日，昭和天皇的侍从小仓库次在日记中记下裕仁的话：“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接着又批评陆军判断有误，以至于连他都产生误判。不久，1941年1月9日，小仓库次记下了裕仁的另一段话：“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十年增强国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裕仁也后知后觉地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我不想发动智南事变，因为苏联很吓人...智娜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不会像9月18日那样。”然而，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严厚所说:“卷入甲午战争的日本，却陷入了巨大的战争洪流之中，无能为力。”只要战争结束，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股洪流，日本扭曲的军政格局将加剧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高呼“天皇万岁”的日本士兵，就这样把自己的国家引向了“实行国民独身”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