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辫子 剪辫子 穿西装：晚清学校的易服风尚

近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影响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着装作为一种综合了意识、观念、文化礼仪和交流方式的重要现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型都市，西式服装的输入与融合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构成，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向标。

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髦”服饰。服装的选择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有一套细致严格的规定。从上到下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冠服款式、材质、颜色、饰品、图案和刺绣，甚至明确规定了服装包边所用颜色的面料和线。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租界等地不再受地方官员的束缚，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舆论和村监机制被削弱，使得服务体系逐渐放松。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清廷对原本严苛的辫服体制也有所变通，主要涉及军、警、学界，渐次影响到社会大众。有些人不惜仿冒军警和学生的服饰招摇过市，也有人坚决抵制、态度强硬，变还是不变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近代社会生活转型的特殊风景线。       

在七八十年代末的大都市，传统的中外观和排斥心理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式大餐和各种西式日用品早已悄然流行。但由于服装涉及“中意歧视”和晚清政府的存在，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探索和模仿仍然充满好奇，相关的讨论也是半隐半现，想谈一谈。此时，走在易装潮流前沿的同学们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并亲身参与其中呢？

留学生的着装“叛逆”       

清末学生之间的换衣服、剪辫子的行为，原本是一些留学生的个人行为。1854年，广东中山人、随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洪榕从耶鲁大学毕业，一身西装从纽约回国。18年后，洪榕回到美国，担任72名在美国学习的官员子女的监督者，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这些在冲龄之年远渡重洋的孩子，甫到美国首先面临的就是服饰差异导致的尴尬，长衫马褂、布鞋布袜、小瓜皮帽加上长长的辫子，让他们每每被讥笑为女孩。在容闳的默许之下，留美幼童纷纷换上了西洋着装，不少人还剪去了辫子。

    

第一批留美幼童钟早年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留影。

       但这种行为被人以叛君背祖、大逆不道而上告朝廷，最终使得留学还未期满的幼童被强行撤回。当时已经卸任的驻美大使伍廷芳专门为海外华人请命朝廷，叙述了海外华人因为辫子“被外人讪笑，甚且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的遭遇，希望朝廷能“明降谕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长发，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且使将来归国，故乡父老不敢责其异己而有所为难”。可惜，这样的呼声未能获得回应。

       回到国内的“留学生”们，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只得脱下西装，蓄起辫子，回归“正统”。曾任民国外交总长的颜惠庆，父兄都曾在美国留学期间剪辫易服，但回到国内后也只能再次改回中装并留起了辫子。

回国的“留学生”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不得不脱下西装、扎辫子，回归“正统”。民国前外交部长颜惠卿，父亲和哥哥在美国留学时都剪过辫子，换过衣服，但回国后只能换回中国衣服，留着辫子。

1904年，钟陪同普伦亲王访美。

       进入20世纪以后，剪辫易服的风潮又再掀高潮。1903年春节，马君武等人在东京的留学生新年垦亲会上的一场激进演说，就使留日学生纷纷“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然而，着装作为一种固有的生活习俗，绝非如此轻易就可以被接受和改变，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对此仍然采取排拒的姿态。   

鲁迅在日本剪掉辫子回国探亲时就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根据周的记载，当他身边的人得知鲁迅从国外回来时，“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看他的头发，仿佛在看奇怪的动物，那双眼睛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第二天出门时，鲁迅穿上衣服，扎上假辫子。大门口的人或者路人遇到，“都是先研究这个辫子，发现是假的就嘲笑”，甚至有人喊着告诉官员。鲁迅干脆抛弃了他的假辫子，重新穿上西装，走在街上。“一路上，都有批评的声音:‘这个不怕死的’和‘假洋鬼子’”。在天津这个相对发达的沿海港口城市，英敛之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在剪完头发换好衣服之后，也受到了周围人的嘲讽。

       不过，这些仍然阻挡不了那些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在行前换上西式服装。1910年，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70名考取了庚款的留学生，在上海作行前准备时，不仅换上了西装，还一刀剪去了长长的发辫。

教会学校学生的“谨慎”选择

       在国内，朝野上下兴起了仿效西方兴学育才的热潮。张之洞等人在湖北等地兴办文武大、中、小学堂及方言、农、工等新式学堂，在文人士子中提倡尚武精神。为了适应新式学堂设体操、兵操乃至乘骑的课程，学生们必须抛弃传统的长衫，穿着便于活动的西式操衣，此举为以后学界易服埋下伏笔。

戊戌变法高潮时，康有为甚至大胆向光绪皇帝提出“剪头发换衣服”的建议，触动了清廷的祖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剪头发换衣服的潮流并没有结束，甚至成为学生中的“时尚”潮流。

       而本就与西方渊源颇深的教会学校，对着装的规定和选择也与时代变化互相呼应，颇可玩味。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多崇尚质朴的生活风气，要求学生穿着儒雅素洁的衣服。以天主教徐汇公学为例，在服饰方面，修士们着修士服，色彩沉稳，款式庄重；学生们则穿着中式服装，颜色素雅。即便是到了民国年间的汇学校园，“至若西装革履，穿得阔气非凡的，这里极其少见。” 新教的教会学校中，风气更为开放，也更强调让学生接触和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所以在着装的选择上，学生也较为大胆。

       从下面这些拍摄于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课堂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教室中学习，还是在化学实验室中做实验，学生们基本上都中规中矩着中式长袍，留长辫，戴瓜皮帽。即便是在教会学校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学生敢于公然穿着西式服装。

从下面这张1899年在上海圣约翰学院课堂上拍摄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教室里学习，还是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学生们基本上都穿着中式长袍，扎着长辫子，戴着皮帽子。即使在教会学校的环境下，也没有学生敢公然穿西式服装。

1899年上海圣约翰学院班级

       而在另外一张该校1899级教员的合影上，可以清楚地发现学校教师的着装，也同样泾渭分明，洋人着西装，华人着中装，毫无混穿的情况出现。

1899班老师合影

       不过，与传统的中式学塾不同，作为一所西式的现代大学，学生在学习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课外活动。学校拥有鼓乐队、唱诗班、田径队和足球队等各种社团组织。为了配合活动的性质，每个学生组织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制服，一般在样式上都采用中式，只是为了方便行动舍弃长袍采用改良的中式短衣。

鼓乐队、合唱团和田径队合影

       但也不乏“折中”的做法，比如20世纪之初学校足球队的队服，下身的短裤、长袜和皮鞋几乎完全是西方式样的。但上半身的长袖服装，却采用中式长衫的无肩和大襟设计配上了西式的翻领。这种奇特的组合，恐怕也只会产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了。进入民国之后，同样是学校足球队的队服则已完全西化，与同时代国外球队队服甚至今天AC米兰的队服相比，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1902年，我和1922年的足球队合影

       更有意思的是一帧摄于1900年的同学合影，画面上有7位男同学，其中三位已经换上了全套的西式服装，剪去辫子；另外四位则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但其中有一位应该已经剪去了发辫，将多余长发直接披垂在两肩上，正是当时由留日学生带回国内的非常“时尚”的发型。

1900班学生合影

       这种颇具“混搭”之风的造型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潮相关。不过，这种“踩界”的着装行为，显然并未得到校方的鼓励。除了这一帧照片外，其余1903、1904、1906等年级的学生合影中都难觅学生着西服的身影。教会学校的校园内，真正转变成以西式服饰为学生日常着装还是要等到民国成立之后。   

新学校及其社会影响

       从甲午战败至晚清覆亡的十多年间，无论清政府是有意引导还是强烈禁止，剪发易服从报章纸笔间的讨论，渐次走向由新式学堂与学生以及开明人士的实践行动。        

相比教会学校的谨慎，社会上新学校和自发团体对剪头发换衣服的态度更为直接和激进。比如1902年11月，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成立爱国社团，其成员换上制服，进行德式军事演习。第二年春天，黄炎培等人在南汇成立的讲学会上宣传改革思想时，鼓励人们换上西式服装。

       这股风潮也由校园内影响到了一些社会团体中，20世纪初的上海城外，每个周日都有无数人短衣西制，聚在一起练习体操。 1906年之后，上海还相继由商人组成华商体操会、商业体操会等，不仅制定西式操服，也制定了西式常服。        

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女校的出现，对女性的时髦打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女校大多模仿欧美或日本，都明确提出不缠足、衣着整洁的要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女学生的装修已经成为一种不一样的时尚，被很多人模仿。

       1913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专门介绍中国时尚服饰变化的长文，并配发了7幅着各种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照片。其中，处在核心位置的就是一位手拿书本的女学生。文章极其细致地描摹了都市“时尚先锋”们的着装变化，从服装鞋帽到女性发式，甚至脚上穿的长短袜子，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初年，但大部分的都市女性依然不敢将全套西式女装穿着上身，而是采用了十分聪明而又隐蔽的做法。比如，穿着西式长裙外罩中国上装，配上西式的阳伞；或者中式的外套配上西式的皮鞋和袜子。上海的南京路俨然已经成为了远东的纽约第五大道，中国女性也以其特有的灵性，将东方与西方，新式与传统做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时尚着装风格。

 

虽然当时是民国初年，但大多数都市女性还是不敢穿全套西式女装，而是采用了非常巧妙和隐蔽的手法。比如穿西式服装用西式阳伞遮住中式夹克；或者一件中式外套搭配西式皮鞋和袜子。上海的南京路成为了远东纽约的第五大道，中国女性以其独特的灵性，将东西方、新风格与传统做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时尚穿衣风格。

1913年8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时装变迁的长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易服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污之染，作新国之民。” 改装易服，在彼时已不仅仅是习俗和风尚，更包裹着政治鼎革，新旧更易的价值内涵，中国城镇服装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时尚女性的着装日趋华丽繁复，有些人还开始模仿西洋女子束腰提臀，巴黎伦敦的新式服装也不断通过报章杂志介绍进来。在普通市民的眼中，追逐城市里西方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成为时髦，穿西装、吃西餐、坐马车、抽雪茄、打弹子、喝咖啡作为一种炫耀型的消费而盛行一时，并成为上海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时尚标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