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胡 唇上风云：周恩来早年为什么要留胡子

军人是近代中国最西化的群体。当百姓还在穿长袍马褂，他们已经换上了衬衫外套的西式军装。即使到1949年之后，“土八路”也曾有过一段军官穿苏式呢子大衣，士兵戴船型军帽的岁月，领一时风气之先。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士兵变化最大的部分是胡子。不同风格的胡子争抢士兵嘴唇上的风，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景点。

一代武人一代胡子

       胡子素来是中国武人的骄傲。《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登场时便强调“髯长二尺”，张飞则是“燕颌虎须”。按古人的说法“在颐曰须，在颊曰髯”，想来这两位都是从上唇到下巴一嘴的胡子。这种胡须风格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军政大员个个都留着上下全套的胡子。

       

胡子一直是中国武术人的骄傲。当关羽第一次出现在《三国演义》中时，他强调“长两尺长”，而张飞则是“有下巴的老虎”。按照古人的说法，“胡子用h表示，胡子用脸颊表示”。我想他们两个都是胡子，嘴巴从上唇到下巴。这种胡须风格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曾国藩、李鸿章、左等以镇压太平军起家的军政领袖，都留着全套大胡子。

左起:曾国藩、李鸿章、左

       清朝末年，国家逐渐开放的同时，武人们的胡子却日益稀疏起来，大多数人下巴上的胡子已经不见了。民国肇建之际，南北洋武人合影颇多，从留下来的照片可见胡子多数只是唇上或唇边的两撇，就连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不例外。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与北洋军将领合影

       

袁世凯就任总统，与北洋军将领合影留念

孙中山在祭拜明陵时与革命将领合影

       辛亥革命后群雄并立，每位大帅都有一口胡子，这似乎是种权威的象征。虽然这些胡子样式五花八门，但多半是在上嘴唇下功夫，唇下即使有胡子，也只是贴在下巴而已，飘逸美髯皆不见矣。而唇上那两撇胡须或长或短、或密或疏、或垂或翘，甚至变成了个人特色。

       当时报章便有教人用胡子分辨袁世凯之后四位大总统的说法，如黎元洪“一对剑髯”、徐世昌“两撇垂须”、冯国璋“满嘴狗毛”、曹锟“倒生杂草”。四位总统四种胡子风格，其中老黎可作为八字胡的代表，老徐可作为山羊胡的代表，老曹可作为牛角胡的代表，至于老冯……我只能说这是冯氏特色胡，实在太杂乱了。

        

当时报纸上有语录教人区分袁世凯之后留胡子的四位大总统，如李的“一把剑和胡子”、徐世昌的“两把胡子”、冯的“满是狗毛”、曹锟的“倒野草”。四位总统有四种胡子样式，其中老李灿是小胡子的代表，老徐可以是山羊胡的代表，老曹参是牛角胡子的代表。至于老冯...我只能说这是冯的特色胡，太乱了。

左起:李、徐世昌、冯、曹坤

       大帅如此，全军自然上行下效，蓄起胡须。连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也因担心被资深同僚和老兵油子轻视，纷纷蓄须以示老成，寻求认同。卫立煌24岁就在粤军当上了营长，经常被戏称为“小营长”。这对卫立煌来说绝对是种轻视。为表老成，他开始留胡，这一蓄就是三十几年。1955年卫立煌由香港返回北京时，为避免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才将胡须剃除。此外，他还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蹬老棉鞋、戴上大眼镜，更有趣的是还在太阳穴上贴了一张膏药。您说这打扮，就是他夫人都未必能认得出来。

       其实在北洋时代，曹锟的牛角胡颇为流行。牛角胡据说由德皇威廉二世“发扬光大”，此后在日本发展到“颠峰”，再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带回国内。

       

事实上，在北洋时代，牛角胡在曹锟中相当流行。据说牛角胡是由凯撒·威廉二世“发扬光大”，然后在日本发展到顶峰，再由中国留日学生带回中国。

牛角胡的创始人凯撒·威廉二世和发展到巅峰的日本名将长冈外实

       1920年代的中国军人还都比较“含蓄”，他们既想效仿欧美的胡子风格，又不想做得太夸张，毕竟这类胡子不好打理，一不小心，就可能像黎大总统一样，把原本牛角胡给留成了粗八字胡。所以中国军人对牛角胡的处理方式是在“自然发展”后稍加处理，既易于打理，又能彰显牛角风格，一举两得。曾任黑龙江代理督军的万福麟，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张厚琬、军长岳盛宣都是如此。

       

左起:万福林、张厚万、岳圣轩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新一代革命军人带来新的风尚，胡子由长变短。国民政府时期，上至委员长蒋介石、“小委员长”陈诚，下到各级军官，凡是留胡子的普遍不超过唇边。

       

左起:蒋介石、陈诚、魏

       待到黄埔军校生踏上历史舞台，蓄须反倒成了稀罕事，甚至连引领着年轻时蓄须风尚的保定军校老师们也纷纷剃掉胡子。从抗战时期的高级军官合影上可以看到，唇上风光已经与北洋时期截然不同。

       

抗日战争时期，高级将领合影，没有一个留胡子的。

意识形态下的“仁丹胡”与“卫生胡”        

鲁迅访问Xi时，去了孔庙看望皇帝。“其中一个是宋太祖什么的，我记不清楚了。简而言之，他穿着长袍，胡子向上翘。于是一位名人毅然说:‘这都是日本人伪造的。“看，这胡子是日本胡子。”".

       其实这种“向上翘起”的胡子在汉朝就流行过，而在民国初年的复兴也确与日本有关。人们常在日本药品广告上看到这种胡子，无怪乎被认为是舶来品。连这种胡子的名字，也和药品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仁丹胡”。

       

汉墓壁画上留下“胡”的人

       二次革命时“党人三督”之一的安徽都督柏文蔚，原本留的是大胡须，流亡日本归来后便改蓄仁丹胡。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改学“大家风范”留起了大胡子。

       

左：流亡日本前的柏文蔚；中：从日本归来的柏文蔚；右：老年柏文蔚    

       大致上来说，凡留仁丹胡的，大都有留日或旅日经历。如宪兵司令谷正伦、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王瑞华等，他们的仁丹胡都颇具特色。

       

一般来说，大多数留在的人都有在日本学习或旅游的经历。比如宪兵司令顾、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东北讲堂主任王瑞华，都有自己的特色。

左起:顾、陈兴亚、王瑞华

       但在中国留仁丹胡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反日时期更会带来生命危险。陆军少将官成锟便是不幸的牺牲者。        

五四时期，空前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人中毒”的谣言在上海产生。1919年6月10日，时任浙江省军事监督厅少将顾问、驻沪调查员的成昆军官身着便服外出。他去康脑陀路时，由于明显的日本胡特征，穿着西式服装，被江流根等七人误认为是日本人。由于管成华只会说泰州话，泰州话与上海话没有联系，双方交流失败，蒋留根等人便用工具和铁器开始了群殴。毕竟拳脚难胜民，官至程洪被杀。

       巡捕房在事后逮捕了涉事人员，却以“蒋六根供称‘死者于数分钟内在自来水笼头旁来往溺便三次群疑’，以及茶馆堂人蔡桂林等人证明”为由将人释放。北洋政府也只是对官成锟的遗孀刘氏发放“一次恤金六百元遗族年恤金三年每年三百八十元”了事。堂堂陆军少将因此丧命，着实荒唐！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想，日本的“任丹胡”不就是鼻子底下的一个小方块吗？一篇关于老电影的文章写道:“电影《地道战》的场景被乌云和狂舞覆盖。日本山田上尉挥舞着雪白的军刀，胡戴着小圆眼镜，声嘶力竭地说:‘喂，西进，高家庄向进军！’"

       

电影《地道战》中的日军山田上尉

       这件事只要说个传说便明了。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坊间传闻街头的仁丹广告是汉奸张贴，日军看广告上军官的胡子哪边翘得高便向哪边跑，能迅速抢占有利位置。试想，如果“仁丹胡”只是一撮小方块，怎么指路呢？

       

日本仙台任丹的商标，至今仍被公司使用。

       方块胡子通常的称呼是“卫生胡”，在20世纪初的欧洲广为流行，就连德国元首和苏军大将都留这种胡子。据说这种胡子是一战的衍生品，希特勒就因戴不牢防毒面具，才剃掉大胡子改留卫生胡。日本人脱亚入欧，很快将卫生胡学来，日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便是其中之一。

       

左图:德国元首希特勒；中国人:巴甫洛夫，苏联红军上将；右:日本将军土肥原贤二

       和仁丹胡一样，卫生胡也曾在中国流行。以“真爱国”自居的西北军将领中就曾流行过卫生胡，恐怕是冯玉祥与苏联合作的衍生品。

       

左起:西北军鲁将军林忠、刘郁芬、张之江、吉鸿昌

       卫生胡是国际潮流，但当时中国人最熟悉的还是报纸上与身边的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以后，卫生胡在中国人心中逐渐变成日本人的特征。虽然留什么样的胡子与是否爱国没有直接关系，但身负卫国重任的军人总不好留着敌人式的胡子，于是连一度留卫生胡的鹿钟麟和张之江也都改了款式。     

       

九一八事变后的鲁、与

       胡子既然能用来辨忠奸，伪军将领蓄起卫生胡似乎顺理成章。说来巧合，同为西北军将领的刘郁芬便没有改变胡子款式，不知与他落水当汉奸有没有关系。另一位汪伪上将杨揆一的卫生胡更加标准，如果不加说明，你会觉得他是哪国军官呢？

左起:杨依依和刘郁芬

       其实，鹿钟麟、张之江改款后的胡子才是日本军人最常见的款式，上到军人首相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下到在中国无人不知的阿部规秀，都留这种胡子。只不过，这种胡子实在太过常见，不像卫生胡那么招摇罢了。

胡子是去还是走

       当蓄须不再成为风尚，仍旧蓄须的人往往会给胡子赋予新的含义。否则便和革命元老、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一样，空留一嘴胡子，让人把“于胡子”喊得比本名还响。

据说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孩子在睡觉的时候问于右任是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还是里面。于右任想了想，发现自己真的不在乎，于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很不舒服。然后他把胡子放进被子里，但他感到不舒服。就这样，整整一夜，于右任不厌其烦地睡觉，把胡子放在被子里或被子外。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孩子天真的问题会让开放的监管者彻夜难眠。胡子无用的说法流传开来。其实和于右任一样，留胡子的人很多，比如上面提到的白，还有孔庚、张澜、沈钧儒等退役将领和学者。

       长征时周恩来也留过一嘴胡子，据说是因为他发誓“不抓住蒋介石就不刮胡子”。近年来，周身边工作人员又提出新说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直留着胡子，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刮胡子的刮脸刀”，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看，后一点恐怕很难成立。

       

左起:周恩来于右任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生普遍不留胡须，到解放战争期间倒是出了几个例外。黄埔一期最早当上师长的范汉杰在锦州被俘时一嘴胡须，颇有古人风范，另一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在担任东北“剿总”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时也蓄起了胡子。“黄埔虎将”陈明仁在第三次四平之战中因守城成功获青天白日勋章，所拍的照片上也能看到唇上蓄了一捧胡须，而一年前的合影上他还是不留胡子的。这究竟是战事紧急来不及剃须，还是蓄须以待战败转移时掩人耳目？不得而知。

       

左起:范、陈明仁、杜

       解放战争中，大批国军将领在与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他们纷纷进入全国各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在此期间，大部分人都能认真学习以期迎来新的自由。但有部分不甘失败或者说是对打败仗并不服气的将领，则出人意料地开始蓄起胡须。        

       根据沈醉回忆，曾任第12兵团司令官的黄维进入功得林后，胡子长到一尺五寸时仍然不肯剃掉，其他同押人员因此开会批评他“思想反动”。黄维对此“紧闭双目，如老僧打坐般纹斯不动”。等到别人说完后，他便“气运丹田，一连放上三个响屁，以示不屑”，弄得诸人哭笑不得。但不管如何，这毕竟是个例，笑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