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 宗教滋生暴力 你所知道的一切可能都是错的

【编者按】

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7日遭到武装人员袭击，造成12人死亡，震惊世界；9日，巴黎发生连环劫持人质案，4名人质在袭击中丧生。法国这一系列恐怖事件的意义恐怕不亚于美国的911事件。

       反恐行动结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对全国的讲话中指出，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只是“狂热分子“，恐怖袭击事件与宗教信仰无关，法国不应该因此被分裂。

曾几何时，在西方社会，宗教越来越不重要，一度成为一种“常识”。即使有思想的人也认为他们不应该考虑宗教问题。然而，曾经忽视宗教的人们现在又一次害怕宗教的大规模复兴，进而将暴力和恐怖主义归咎于宗教狂热。比如极端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甚至说:“在应该理性正直的人当中，只有宗教信仰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推动极端疯狂。”

       带有宗教背景的暴恐分子加深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偏见，而宗教偏见再度造就社会撕裂，生成仇恨与暴力的土壤。在暴恐事件之后，巴黎发生了针对清真寺的报复性袭击。尽管政治家们一再在暴恐事件后分割极端分子与宗教人群的关系，但针对某一特定宗教、甚至宗教这个概念的偏见依然在滋长。英国着名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指出：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生而暴力”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不证自明的意识形态。

凯伦·阿姆斯特朗年轻时曾以修女的身份进入天主教修道院，并有过亲身的宗教生活经历。自“9·11”事件以来，她一直活跃在公共媒体上，并以英国天主教徒的身份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伊斯兰研究的学者。2007年，阿姆斯特朗被英国政府授予艺术与科学成就奖，奖励她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伊斯兰教。

       2014年，阿姆斯特朗出版了新着《流血之地：宗教和暴力史》。书中指出，在政教分离这一现代政治原则下，大众倾向于认为宗教是造就世界上血腥冲突的原因。然而回顾历史，政治与宗教分离的过程纠缠反复、充满冲突。事实上，暴力同样是世俗政治的法则，其原罪并不能被归咎于宗教。例如，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自杀袭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宗教都少有必然之联系”。在黎巴嫩20世纪80年代的38宗自杀性袭击中，27宗是由世俗主义者策动，只有3宗由基督徒、8宗由穆斯林犯下。

阿姆斯特朗认为，宗教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特定时期组织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从来不意味着某种极端的价值。只是在外敌入侵和内部镇压积累的压力下，世俗社会的不满才转变为宗教冲突。也许，正如英国保守派费迪南德·芒特所说，宗教以如此可怕的扭曲形式回归政治，其原因与最初出现的原因相同:它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

       本文节译自阿姆斯特朗2014年为《卫报》专栏所撰写的文章《宗教暴力的迷思》，通过回顾“政教分离”的形成历史，她意在向人们说明，如今是放下世俗主义者对于宗教的偏见，正视宗教在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角色的时候了。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旨在摧毁由殖民抵抗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的残酷性让人想起横扫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或征服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成吉思汗战士。

       奥巴马和卡梅伦都做出了切割暴行与宗教的努力，试图让人们相信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无关，但愤怒的民众并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长久以来，经历了无数宗教战争的西方国家深信，宗教所释放的狂热偏执唯有通过建立政教分离的自由国家才能遏制。于是人们疑惑，为什么穆斯林们仍然继续着神权政治，而不以政教分离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甚至人们认为，穆斯林未能进入现代社会，正是他们拘泥于食古不化的宗教。

事实上，宗教成为纯粹的个人追求只是一种现代观念，政教分离是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独特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在每一种文化中发展。世俗与宗教的二分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宗教”这个词在其他语言中经常指一些更模糊、更宏大、更笼统的东西。例如，阿拉伯语的“d和n”指的是生命的整个过程，而梵语的“达摩”则涵盖了法律、政治、社会制度和信仰。希伯来圣经中没有抽象的“宗教”概念。同样，《塔木德》明确认为，所有人类的生命都应该被引向神圣的领域。根据《牛津古典词典》，“希腊语或拉丁语中没有与英语中的‘宗教’和‘宗教’相对应的词。”现代西方国家唯一满足“宗教纯粹是个人追求”观念的传统，只能追溯到近代早期的新教。

       

一个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派沃迈斯克。

宗教暴力的神话

       早期宗教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耶稣的着名格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并不是在为政教分离辩护，而是在争取产品的分配权。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被“以色列的土地及其产品属于上帝，所以需要交给凯撒的只是少数”这一信念鼓舞，才爆发了反罗马起义。而《古兰经》认为，聚敛私人财产是错误的，为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美好的社会而分享个人财富是值得赞许的。

此外，战争和暴力是政治的特点，没有宗教，世界不会和平。因为在近代以前，宗教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战争之中。十字军东征虽然可以看作是宗教狂热，但却有其政治意义:教皇乌尔班二世为了在欧洲建立教皇君主制而攻击穆斯林世界；分离主义战争后，西班牙在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下，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建立了宗教裁判所。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是今天暴力和宗教之间联系的起源。一般认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观念冲突导致中欧35%的人口死于战争。但这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皇帝、其他欧洲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政治斗争，事实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往往可以超越信仰，共同战斗。比如天主教的法国在对抗哈布斯堡王朝时，往往得到新教贵族的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也信仰天主教。但是，这些战争不能简单地视为纯粹的宗教纷争，也不能简化为“纯粹的政治斗争”，更不能“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战争中的宗教因素不能简单地脱离社会因素。人们为不同的社会理想而战，其中宗教和世俗因素混杂在一起。

       

世俗国家的黎明

       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个小国都为自己的领土宣示了主权，并在一支专业军队的支持下进行绝对君主的专制统治，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力平衡，缓解了欧洲长期以来的国际战争。在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中，教会开始走向从属地位。“世俗化”这个词在16世纪晚期诞生，它最初指“商品从教会财产转让为世俗财产”，“世俗化”这个词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它不过反映了欧洲新权力结构的生成。而这一发展造就了新的宗教理解——个人主义的新教。中世纪的天主教是需要通过集体生活获得宗教神圣体验的。而在马丁路德看来，基督徒是独自站在主面前的，他唯一可依赖的仅有圣经。由此路德认为应该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其首要任务是通过强制约束罪恶——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与个人独立自由的愿望紧密相关。

路德的新教宗教观是现代世俗理想的基础，但世俗化政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在德国农民起义中，那些反抗德国贵族中央集权政策的农民被政府残酷屠杀。路德坚持认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世俗国家就不可能存在。

       17世纪末，天赋人权理论的主要提倡者洛克强调，政教分离对于创造和平社会“极其必要”。因此他坚持认为自由国家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穆斯林。在这个时期，政教分离论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对于殖民地的看法，正如在当代，世俗化理论将穆斯林社会不能实现政教分离视为不可救药的过错。洛克认为，原住民没有生命、自由或财产权利，美洲的原住民首领对领地不具有合法权利。世俗主义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但教会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纠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结构中，这使得世俗秩序的建立只能依靠暴力。

       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过程更是充满暴力， 1789年国民制宪议会的首项举措，就是要没收所有教会财产来偿还国债。其后，大革命更是演变为平民和宗教人士之间的血腥战争， 革命者刚刚摆脱了一个信仰，就又发明了另一个，他们的新上帝是自由、自然与法兰西民族。当拿破仑的军队在1807年侵入普鲁士，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同样呼吁他的同胞为祖国舍身忘死——这是崇高精神的伟大体现，是日耳曼民族神圣本性的集中展示。如果说信仰是时刻准备为之牺牲的东西，那么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信仰。为国捐躯万古流芳，但为宗教信仰牺牲就不一定了。

在法国大革命中，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充满了暴力。1789年国民制宪会议的第一项法案是没收所有教会财产以偿还国家债务。后来，大革命变成了平民和宗教人士之间的血腥战争。革命者只是摆脱了一种信仰，发明了另一种信仰。他们的新神是自由、自然和法兰西民族。1807年拿破仑军队入侵普鲁士时，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也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献出生命，忘记自己的死亡——这是崇高精神的伟大体现，也是日耳曼民族神圣本质的集中展现。如果信仰是你随时准备牺牲的东西，那么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中的社区”——“民族国家”的信仰就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为国牺牲总是好的，但为宗教信仰牺牲就不一定了。

2007年，为悼念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阿灵顿西部纪念馆所举行的守夜。

“进步”的代价

       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民族国家中的人民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了为了工业生产的组织动员。现代通信技术帮助政府形塑与传播“民族气质”、“国家精神”，并令国家政治前所未有的渗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盛洪。即使他们与统治者讲不同的语言，但如今国民属于“国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这种国家强制力的整合看成是一种进步。他认为，这对布列塔尼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落后时代的半野蛮遗民”成为法国公民，自然好过“固步自封，抱守向隅之憾”。

现代民族国家使平等、民主、人权、理性、政治自由等崇高的现代世俗理想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生产过程，人们不再受阶级、行业或宗教信仰的束缚。政府需要充分开发一切人力资源，所以像欧美的欧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样的“外来者”也被允许进入社会主流。然而，这种宽容是肤浅的。19世纪后期，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担心，民族精神会过分强调民族起源、文化和语言，从而使那些民族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根据人性和文明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会要求一切社会权利，而弱势群体则会被消灭或沦为奴隶，处于从属地位。”正如他所预言的，少数民族将取代宗教异端成为新生民族国家不满的对象。1807年，托马斯·杰斐逊向军队发出指示，美洲原住民是“落后民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逐。第二年，拿破仑颁布法令，命令法国犹太人使用法国名字，并确保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与非犹太人举行的。随着民族情感成为最高价值，欧洲反犹主义日益兴盛，并在二战中达到顶峰。

       在第三世界， 基要主义运动与残酷扩张的政教分离运动一直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世俗主义的进攻使得宗教作出暴力回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每一个基要主义运动的根源，皆在于对被湮灭的深刻恐惧。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建立将会摧毁他们的生存方式。

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一位开明的穆斯林领袖，于1918年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他很受西方欢迎，但也表现出世俗民族主义残酷的一面。他憎恨伊斯兰教，禁止苏菲派的命令，没收他们的财产，关闭穆斯林学校，废除哈里发制度，继续奥斯曼帝国的种族清洗政策:为了控制商业阶层，他驱逐了占资产阶级人口90%的亚美尼亚人和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在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中被残酷屠杀。

       

原教旨主义的反击

       世俗主义统治者，常常踌躇满志地要建设欧洲那样的现代化国家。1928年，伊朗国王礼萨·沙阿·巴列维颁布《着装法》：他的士兵们用刺刀扯下妇女的面纱，当街撕成碎片。1935年，警方奉命朝反对《着装法》，进行和平示威的人群开火，数百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害。

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推翻并监禁了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该领导人曾承诺进行民主改革，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也遭受了这些违宪的军事政变，但由于政变压制了伊斯兰政府，一些西方媒体对此拍手称快。当穆斯林兄弟会去年被赶下台时，西方松了一口气，但相反，世俗化的军事独裁政权滥用暴力的程度远远超过穆巴拉克政权。

       政教分离是欧洲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出的适应性产物，它未必是普世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环境里，现代性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许多世俗主义思想家认为“宗教”天然就是好战、狭隘、非理性和残暴落后的，是和平、安宁、人文且自由的世俗国家的“他者”。他们不过是带着自己愚昧的宗教信条，再一次地重复那种，把殖民地人民看做毫无希望的“原始人”的殖民主义观点。

欧洲的世俗主义及其对宗教角色的理解只是历史的一个例外。未能理解这一点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教会和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分离会引起原教旨主义。历史表明，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受到攻击后总是变得更加极端。这一错误已经在整个中东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当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制造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残酷的暴力至少部分源于西方的蔑视政策。

       

       原文地址：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25/-sp-karen-armstrong-religious-violence-myth-sec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