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与王恺争豪 门阀士族与家族腐败

【编者按】

       “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句。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门阀士族必然会导致家族式腐败，政治败坏。本文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没有不受调查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词。以东晋政治为例，士绅化必然导致家风腐败和政治沦丧。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4年12月25日，着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逝世的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不少学界同仁的悼念。田先生的学生、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对学术写作的态度是‘有恨无悔’，宁愿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出来而成为遗憾，也不要因为写出来的东西不合格让自己后悔。”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田余庆先生留下了《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秦汉魏晋史探微》等思力精深的着述。

人走了，但温柔永存。田雨晴的《东晋门阀政治》讲述了东晋时期几个华侨家庭成员与司马皇权结合的政治史。你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世纪的门阀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中外学者俗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时期，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绅与皇权共同治理。当初“王与马共天下”，即士绅郎燮王与皇帝司马师共同统治天下。后来由于各路士绅实力的变化，出现了虞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等局面。士绅之所以不能轻易取代皇权，与士绅与第三势力——一个由流浪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制约有关。流民武装在抵御胡人铁蹄践踏东晋时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士族无法继续执政，司马师无法继续执政时，来到历史前线的流民首领改变了门阀的政治格局，确立了劣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该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史学圈内的评价持续走高，相关的书评亦时有所见。于此，笔者并不想在题无剩义之处再作评述，而是以书为引，粗浅谈谈门阀士族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尽管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时期的东晋一朝，但自东汉以降，门阀士族就起着相当大的政治作用。与汉高祖刘邦起身布衣不同，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云台二十八将几乎全部都是豪族出身，汉光武帝刘秀与豪族取得协调，成为夺取天下的主因。由此，豪族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田庄，渐成割据之势，最终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

贵族必然会导致政治毁灭。首先是任人唯亲。因为当时的士人主要是通过考察和招考来做仕途的，被提拔的人就成了提拔大师的人。一些士族子弟，不顾德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逢迎贿赂。西晋东晋末年，王琅琊主政军政，与追随者和学生组成利益集团，增加他在朝鲜的政治能量是必然的。士绅垄断了选官机制，不缺上品。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出身贫寒，这使得他在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难以立足。20岁时，陶渊明开始了为官谋生的生涯。29岁时，他担任国家祭酒，不久便入仕，辞职回国。陶渊明的结局还是不错的。东晋初年，丞相刘魁不骄不躁，不畏皇权强大，将矛头直指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最后被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除名。

       门阀士族除了任人唯亲之外，还致使贪贿之风横行。西晋在建国之初，官场内部的贪浊之风就十分常见，西晋初年出现的鬲县令袁毅行贿案几乎牵涉到朝廷中所有的王公大臣，就连号称“清慎”的司徒山涛，也接受了贿赂，可见当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已是司空见惯。以一个小小的鬲县令，竟然能够贿通朝廷上下，其中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自然可想而知。这一案牵涉甚广，本因慎重处理，而晋武帝基于政局“稳定”的考虑，仅仅杀了其中一人作替罪羊，导致贪贿之风迅速蔓延：小官向大官送，大官向更大的官送，大臣之间又互相贿遗，行贿便成了家常便饭，否则便有可能被人馋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甚至招来横祸。最终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政治生态。举西晋一朝，历三十六年即亡，除了外族入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重要成因便是政权过于腐败。

与受贿之风相连的是铺张之风。由于朝廷纵容官员受贿，西晋官场的聚敛奢靡之风失控。魏晋时期，以敢站出来玩“对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恐惧”而闻名的易墨，是易墨力所不及的，进入晋朝就被他打败了。《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石崇与王锴相争，王锴将晋武帝赠送的珊瑚树带给了石崇。石崇看到后，用拿铁打碎珊瑚，然后让仆人把家里的各种珊瑚树拿出来。王锴看到后很失望。此外，有一次，家境贫寒的书生刘骜去石崇家，走到中间的厕所，看到一个深红色图案的帐幕，床垫华丽，两个婢女拿着香囊。刘骜认为他误入了内室，所以他退出了。石崇说，那是厕所。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奢侈的风。

       概而言之，任人唯亲、贪腐横行和奢靡之风三者之间是相互勾连的，同时，各自之间又会形成相互效仿的态势，从而产生合力，导致政治生态不断恶性循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政治基础。我们知道，司马氏采用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演变手段，即所谓的“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的，这种方式与汉高祖刘邦自下而上地在“马背上”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它决定司马氏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必须以世家豪族的利益为基础，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当时的士绅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比如王导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贡献，还使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政府的管理下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王导的笼络江东士绅，一统内政，并结合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两种力量抵御外侮。民族独立和文化延续不是民族的英雄，但似乎并不平等。”然而，士绅的政治制度最终固化，当固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失去了弹性。最后的表现是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国内长期贫穷衰弱，国外长期衰弱。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寒族乘机以军功崛起，打破了门阀士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至隋唐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取士不问家世”，从而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吸纳机制，使门第不高的寒门子弟能够通过科考参预政治；二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的经济基础。最后，随着唐末农民起义的致命一击，存续了六七百年的门阀士族终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以史为鉴，能见得失。在以公平正义为政治伦理的现代社会，人们显然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展封建依附、小山头、小圈子、小帮派，门人、家臣、门下依附等家族政治。共和国的基石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意味着革命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前史，也是人民解放的历史。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打破阶级的固化，打通自上而下的循环通道，标本兼治，赢得时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