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殆尽 中央民大教授：非汉文史料 “新清史”用得并不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中国学领域流行的“新清史”研究因标榜使用非汉文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清朝的“满洲”乃至“内亚”因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对于“新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多有探讨。但立足学术源流的深入分析、论证尚付诸阙如。《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围绕“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等问题，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

本文原标题《新清史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岩访谈录》5月6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标题由编辑准备。

 北美“旧清史”研究遭遇夹击而步步中衰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美新清史研究的？你的评价是基于什么角度？选择这个视角的原因是什么？

       钟焓：我关注“新清史”研究始于2005年。需要强调的是，我个人并非站在传统的“扞卫汉化”的立场前提下评价“新清史”。事实上，我已发表的不少论文关注点在于中古以降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长时段交融互动。

此外，我对欧美学者和日本东方历史学家研究20世纪以来内亚历史的研究方法很感兴趣，尤其欣赏罗孚、培里奥特和赤雄所倡导的那种“证据抵得上一半，只有假设成立”；只有证据全面，才能践行“不征不信，考据至上”的扎实学风。近年来，我在学习和消化一些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评价萨诺、傅、夫人和参议员学术成就的文章。因此，从接触《新清史》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在国际国内亚洲史研究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下对其进行审视，试图寻找其与前人相比的先进性。可惜我还没有发现这个进展。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前贤们试图解决但未能完成成果的哪些重要实证问题被《新清史》攻克了，或者说，学界之前所信奉的哪些错误的考证结论被纠正了？恐怕人们很难给出一个肯定而明确的答案。

       “新清史”崛起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同时，您怎样界定“新清史”的范畴？当下它的研究现状如何？

钟岩:北美的“旧清史”研究，原本以清朝政治史为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背景浓厚的“经济社会史派”的攻击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逐渐式微。此时，他加入了美国清史研究的新生力量，试图引入新的思想和方法来打开局面，由此诞生了一批有别于以往“清史旧说”学术路径的成果，这些成果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问世，一直延续到2000年。因此，我对《新清史》开始时间的判断，与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的伊芙琳·罗友枝与贺炳棣之争不同。

       “新清史”概念应取其“狭义”比较合适，即主要包含那些以清属内陆亚洲地区及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因为若取其“广义”的话，势必会因范围过于宽泛而在现实评论中难以操作。需要提醒的是，决非所有研究上述地区及其人群的相关着作都可划入“新清史”之列，它应该符合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成果的发表大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第二，作者的稳定就职地点是在北美地区；第三，作者的学术身份属于西方现代学科定义上的中国学家而非所谓的阿尔泰学家等。

       应该承认，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努力，目前该学派业已取得足以与“经济—社会史学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鼎足而三的可观局面，甚至有的原属“经济—社会史学派”的学人也改换门庭、转入其中。

诚然，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该校取得了可以与“经济社会史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相抗衡的可观局面，甚至一些原本属于“经济社会史派”的学者也转行转学。

“新清史”四书

《新清史》在发展非中国史料方面成就有限

       您认为，“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钟岩:“新清史在哪里？”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话题，从最近的争论来看，似乎有扩大理解差异的趋势。不少学者认为，《新清史》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亚洲大陆为准对象重新审视清史，或以满文等非中国史料为基础展开相关研究活动。我对这两种相当普遍的认知倾向有所保留，这也是我试图澄清的。

       首先，我个人认为，不宜按照国内学界的习惯，单纯从断代史或者专门史的眼光来审量“新清史”。事实上，“新清史”学者群的学术雄心远迈前人。至少从有关代表人物来看，其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宏观建构从16世纪以降的帝制晚期一直到当代中国的五六百年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从时间上横跨了帝制时期和后帝制时代两大时段。因此，不难理解柯娇燕和欧立德为什么会在其诸多论述清史—满族史的论着中同时包括了对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走向的分析与观察，甚至两人都还进一步着有专书或专文来拓展他们对后帝制时代中国政局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他们构建了一条完整的逻辑思维链来分析中国从帝制时期到“民族国家”阶段的历史演变，这贯穿并体现在许多具体论述中。在我看来，这可能才是《新清史》真正的新颖之处。

       作为“新清史”代表作的“四书”对于新见满文材料的利用率究竟如何？整体上看，“新清史”在开发非汉文史料上是否已经远远把“旧清史”学者甩在身后？

钟岩:众所周知，所谓“四书”是指伊芙琳·罗友枝的《清廷社会史》、柯娇燕的《镜头: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路康乐的《满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权》、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与中华帝国后期的民族认同》。

       路康乐的着作因为涉及的时代较晚，故没有涉及任何满文材料。这固然可以理解，不过他如果对清末民初的满文报纸中的信息能有所采摘拾取的话，不排除其还能在研究中更上层楼。罗友枝的着作确实引用了大量未刊档案资料，可惜在语种上几乎仅限于汉文，基本不见新见满文材料的踪迹，因此倘若有人以其当初在同何炳棣的论战中高调发出的开发满文史料宝库的学术主张相质，难免会将她推向尴尬境地。柯娇燕的《透镜：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虽然格局宏大，讨论的主题众多，不过在使用满文材料上也仅限于早已得到学界利用的《满文老档》等，并未向学界提供任何前人不知的新见资料，故其对满文材料的掌握与罗友枝相似，均局限在早已得到刊布利用的范围内。

相比之下，只有乌尔德在《四书》中的著作确实引用了一些乾隆朝未出版的满文《朱批纪念》，但其书中引用的朱批纪念大多在本书问世前就已整理翻译，而作者对未出版的满文《朱批纪念》的处理过于简略，往往以对大意的简要概括而告终，只有少数案例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翻译，无法让专业学者对作者的满文解读和阅读能力进行评判

       至于其他的“新清史”代表作，像柯娇燕《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满洲人》，米华健《嘉峪关外》，濮德培《中国之西征》更是在引用新见满文材料上乏善可陈，其他语种的民族文字材料同样也是难觅影踪，可以说构筑起这批着作论述骨架的依然还是汉文史料，故在引用非汉文史料上无法和同期出版的有些国内专着如何星亮先生的《边界与民族》等媲美。

       至此为止，答案已经再清晰不过，“新清史”学派在开发非汉文史料方面并未将以前的“旧清史”学者群抛在身后，更不是值得中国学者仿效学习的榜样。

到目前为止，答案是明确的。“新清史”学派在发展非中国史料方面没有掉队前“旧清史”学者，也不是一个值得中国学者模仿的典范。

《内阁藏满旧档》

 “新清史”运用非汉文史料多有舛乱

《新清史》中是否有学者高估非中国史料使用的倾向？为什么会这样？

       钟焓：当前国内对于“新清史”学者利用非汉文史料确实存在高估的倾向，以致有人认为其对满文史料的关注与使用超过了中国与日本的学界，或者相信该学派在将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与西方内亚史研究两相结合的课题上贡献突出。不过在获悉了国际学界的相关知识背景后，就知道这类评论实在是无从谈起。造成这种误读的直接原因当然是评论者不能将“新清史”的学术宣传与实际取得的成果进行严格的学术区分，但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多数国内读者只能凭借十分有限的译介成果并结合某些游谈无根的网络传媒信息来对其进行评判，未能将百年来西方内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作为与之对比的参照系，再加上国内高校的历史教学环节中，普遍忽视民族史知识的系统深入讲授，遑论进行相关语言的专业训练。以上多重因素叠加作用到一起，尤其当“新清史”揭出我们通常所知有限但又隐约觉得很重要的“非汉文史料”或“内亚史”等学术幌子时，遂促使不少读者高估其学术成就。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整个西方亚洲内部史研究的认识和研究。相信未来，随着对这一知识的充分、全面掌握，认知格局将由“大学，唯新清史”调整为“大学，无新清史”。而对此感兴趣的年轻一代，其知识结构尚未定型，不妨先读读德国满族学者傅华德早年在《中国学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袁的一系列论文。

       以“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娇燕的着述为例，您认为论着中有哪些可议之处？

钟岩: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个人认为，在清史研究中，不是只有到处引用罕见的非中国史料，才能在学术水平上高人一等。如果我知道传统的考证方法，并用它来处理中国史料，我也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一点在何灵秀、姚念慈等学术前辈的著作中均可找到。在一次独家采访中，柯娇燕强调，他可以阅读近十种语言的文件和资料，这似乎给人一种擅长发明多语言史料相互认证的印象。可惜她具体的研究暴露了太多的瑕疵和瑕疵，让人无法相信她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家。

       譬如，在她的有关着作中，不止一次将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弄混；并且误解上三旗的出现时间及其名称，还把“撤驿之变”中反清的青衮扎布和效忠清廷的成衮扎布的蒙古语名字张冠李戴，导致对该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简直恍如葫芦僧断案一般颠倒舛乱。她在最近刊发的一篇讨论《大义觉迷录》的专文里，竟然不知吕留良文中的“德佑”是南宋末帝的年号，吕氏以之指涉赵宋亡国这一基本常识，莫名其妙地将德佑这一专名拆开诠释，以附会自己的臆断。她同时还将喻指政治一统的“天下一家”望文生义地翻译为“世界是一个家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了。

       以上谬误从基本功的层面折射出作者在历史与语言训练上的双重阙失，其他一些错误则深植于其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论体系中。最刺眼的一例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命题适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国：即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书籍的大量刊印会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发展埋下种子。而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蒙古史学史知识的一知半解又驱使她想当然地以为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则是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民族主义着作”，因此她才无限拔高此书在清代对于蒙古人民族意识形成所起到的陶冶作用，竟然臆说它在当时被重校和重印多次，以其流传广泛从而成为了大多数清代蒙古史着作的蓝本。她还把另一部史籍《蒙古源流》的成书时间1662年说成是《蒙古秘史》的刊刻年份。而《蒙古秘史》实际上直到1908年才由叶德辉刊印出版。由于整个命题的史实基石轰然坍塌，柯氏赖以立论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成为拆下不成片段的空中楼阁了。

以上谬误从基础层面反映了作者在历史和语言训练上的双重缺陷，而其他错误则深深植根于他看似牢不可破的理论体系中。最耀眼的例子是，作者迫不及待地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命题运用到帝国后期的中国:即大量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书籍将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埋下种子。另一方面，作者对蒙古史学史的一知半解，驱使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写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是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民族主义作品”。因此，她无限提升了这本书对清代蒙古民族意识形成的陶冶作用，甚至假设当时多次校订重印，因流传广泛而成为清代大多数蒙古历史著作的蓝本。她还将1662年描述为另一本历史书《蒙古秘史》的出版年。《蒙古秘史》实际上直到1908年才由叶德辉出版。由于整个命题的历史基石的崩塌，柯论证所依据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了空中的一座城堡。

柯娇燕

“四把钥匙”也适用于《新清史》的研究

       您曾提出，“宁拙毋巧”是学界应该从柯娇燕论着中汲取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治史者应该掌握的“四把钥匙”同样适合于“新清史”的研究领域，评价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宜坚持“不惟洋，不惟奖，只惟实”的准则。为什么这么说？

钟岩:传统意义上的四把钥匙，指的是官制、历史地理、年表、目录学。事实上，这些知识也是中国历史从业者做好考证的前提。但如果涉及到内亚史与中国史结合的领域，似乎应该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取代官制，从而有效解决内亚史中不可回避的特殊问题。

       学者们一旦进入这一领域就会发现他们最先遭遇的并非“民族认同”等宏大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般的史地考证难题。有的题目难度之大，甚至是数代中外学人竭尽智慧都没能攻克解决的。因此，“一入考据深似海”和“去绝浮词，崇尚实学”应该被相关从业者共同铭记。而我们对成果的最终评判也应该首先关注其达到的考证高度，再衡量其他方面如理论建树等，这就是“只惟实”和“观其行”的实质。

我相信所有严谨研究的历史学家都不难理解这一点。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课堂上强调，他的导师告诫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定要考证，这样才能在学术能力上赢得别人的信任。时间过得真快，从那以后已经快二十年了，上课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这位老师教的具体内容；然而，他对导师言论的复述却是一种持久的回味。或许有些伟大的考据学者，如伯里奥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历史学家，但一个能够将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融合的历史学家，首先要有深厚的考据功底。

美国学界的中国文史研究重理论轻考据   

既然“新清史”学派不擅长发展非中国史料，那么它在国际满文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内亚史研究中处于什么地位？

       钟焓：综观整个国际学界对新见满语史料的整理开发的贡献，首先推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专业机构。虽然这些新刊译注的史料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往往要多年以后才能被历史学界所充分认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承认中国的满学界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下，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采铜于山，终在国际满学的竞争中抵达了上游的位置。而在近30年来的西方满学界，擅长利用新见满文史料并得到西方内亚史同行广泛承认的斯达理、庞晓梅、魏汉茂等人都是学风笃实、具有明确实证取向的欧洲满学家。

相比之下，虽然在学术语言的书写和表达上没有障碍，但“新清史”学者的著作却很少出现在《中亚杂志》、《中亚研究》、《亚洲历史杂志》、《匈牙利东方杂志》、《乌拉尔-阿尔泰年鉴》、《满族专集丛书》、《通古斯-西伯利亚特辑》等西方内亚史主流知名学术刊物上。

       不仅如此，德国威斯巴登出版的《中亚研究》1998年卷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针对柯娇燕《满洲人》的德文批判性书评。此文作者从多个角度，全方位抨击了柯着的学术性，尤其批评她没有能力引用满文史料来论述历史问题，并指出她对欧洲—日本满学界的成就缺乏了解。鉴于该文揭示的现象其实在多数“新清史”着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不禁为这样一篇堪作匡正“新清史”学风清醒剂的文章迟迟未被介绍到国内感到惋惜。

此外，柯的《独步:满洲三代与大清世界之死》一书，并没有注意到她所研究的乍浦市的满文文献是在伦敦收集的，早已被欧洲学者介绍和引用。由此可见，《新清史》虽然确实在北美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但始终未能进入仍注重实证研究的西方内亚历史阵营，相关成果也未能得到很好的理解。

       综上所述，从国际学术的大背景着眼，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认为，“新清史”其实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已，其学术成果并未对西方的内亚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国际满学界，也仅处于相对下游的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追溯到长期以来美国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教学科研中，对社科理论的器重大大冲击了对以处理多语种史料见长的伯希和式考据传统的学习，最终导致所培养的人才在需要将中国史与内亚史的知识进行整合贯通时，往往在考据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后果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故本世纪初美国唐代文史专家柯慕白曾在《亚洲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介绍《伯希和着述全目编年》的书评中就此做了深刻反思。

抓住“想象中的社区”大做文章

       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钟岩:在我看来，显然这个学派的重点不在于史实的重构，而在于话语的建构。具体而言，族群/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身份决定论、帝国主义后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国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是其学术体系建构的三大基石。三者中，第一个涉及的“国家认同”最为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中国学者对“新清史”所标榜的“民族认同”倾向颇有共鸣，觉得它可以启发国内的清史及民族史研究开辟出更具潜力的研究课题。我认为，这是一种错位的立场误读，因为“新清史”学者群和国内学界所强调的“民族认同”一开始在起点上就完全不同，可谓两条跑道上平行驰骋的马车。

       以国内历史学界与民族学界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大体是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下展开论述的，也就是说不管多么强调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族的自我认同，最后对其定性时均要回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格局”这一基本立场上来。而“新清史”则从破题之初，就借用了二战以后欧美学者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理论模式，并将其移用到被他们看成是帝制晚期的清朝及其以后的时代。 

就国内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认同研究，一般都是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框架下展开讨论，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强调与汉族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最终定性都要回到“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基本立场。《新清史》借鉴了二战后欧美学者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理论模型，将其转移到被他们视为晚期皇权制度的清朝及其后期。

僧侣忠诚王子狩猎图册

        “民族主义”的这种移用有何不妥？       

钟岩: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在讨论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传播时，都认为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具有很强的人口同质性，因此没有将民族主义传播理论应用到中国的亚洲内部地区。相反，《新清史》认为可以用民族主义叙事来分析这些地区的历史走向和现实状况。我们知道，这种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理论体系强调，一种披着民族外衣的全新的集体认同，在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和鼓励下，以“想象共同体”的形式爆发，进而推动社会成员将这种认同意识强化为政治主权诉求，最终提升到政治层面，寻求高度自治或独立建国的最终结果。显然，这与“多元一体”格局中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是无法调和的，相当于二级子目录的性质。

       而“新清史”学派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虽然他们一方面认为清朝通过引入非汉化的权力统治模式实现了将汉族地区与内陆亚洲的政治一统，但同时又强调这种一统并没有能够消弭满蒙藏以及穆斯林等各个人群内部的认同意识；相反还在清朝后期由于汉人向边疆移民所造成的族际摩擦以及具有鲜明“排满”意识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促使非汉人群的自我意识从原来处于相对低潮的蛰伏状态转变为日趋活跃。在“新清史”的学者看来，这种发展趋势本来预示着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渐渐完成了民族意识塑造的边疆各地即自动脱离中国走上彼此独立的分头化发展路径，就如同19—20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衰落或解体以后所造成的那种多国化局面一样。然而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却愈发堵死了这条道路，结果致使除了蒙古国，其他清代边疆地区都大致完整地保留在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在这些学者看来，这意味着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继续以帝国的思维框架来维系其对清属内亚的主权拥有。这种政治现状被柯娇燕定义为“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       

总之，在《新清史》的大多数学者看来，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边疆主权的宣示，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盛行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运动背道而驰，从21世纪的视角去观察，是一个极大的悖论，现在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期，在政治上自然没有合法性。为了证明上述理论模型的有效性，《新清史》学者不惜曲解史实来证明自己。正如前面柯娇燕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为了赶上18世纪后离开的民族主义列车，她将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间判定为“迟比早好”，大声疾呼是帝国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帝国，并拒绝承认17-18世纪的清朝已经是一个成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在时间上更直接地动摇和解构近代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您下一步关于“新清史”的研究将涉及哪些内容？       

钟岩:至于正在准备的研究，对于你之前提出的问题，无疑会有很多细节，我对此的基本思路和看法也在上面展示了。下一步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我将尝试用非中国的史料来论证明朝的内生性及其与清朝的可比性。同时，建议发掘非中国史料，以揭示边疆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此外，要全面评价《新清史》，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比如，谁在学术思想上与“新清史”学者关系密切，应该如何看待“新清史”学派的内部分歧，柯娇燕与乌尔德之争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前者不愿被贴上“新清史”的标签，但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把她算作该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