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间谍佐尔格 红色间谍索尼娅：没有佐尔格有名 但比他幸运得多

苏联间谍佐尔格在中国名声响亮，可知道他的伙伴索尼娅的却寥寥无几。索尼娅曾是佐尔格的手下，一生从未失手。二十年的谍报生涯里，她在中国、波兰、瑞士、英国、苏联和德国之间穿梭，战后有惊无险地回到东德，算得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成功的苏联间谍。

索尼娅是佐尔格给她的别名，她的真名是乌苏拉·玛丽亚·库欣斯基，库欣斯基是她的娘家姓。索尼娅的少女很有名。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著名的左倾思想经济学家和德国共产党员。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她自然同情穷人，视资产阶级为敌人。她16岁加入共青团，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

       在东德定居后，她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发表了许多着述，其中最着名的是1977年出版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索尼娅的报告》，这本书是应组织要求而写的，写成后却因内容敏感而不能出版，直到总书记昂纳克拍板后才得以面世，但也只是删节本，完本直到2006年才与读者见面。

德文原版的《索尼娅报告》，1984年版

索尼娅已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五年。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结识了索热、宋庆龄、鲁迅、丁玲、冯达、陈汉生、王学文等中国朋友——有的只是普通朋友，有的则是战友。

在上海加入佐尔格小组

1930年，新婚的索尼娅和丈夫罗尔夫·汉布格尔来到中国。索尼娅的第一任丈夫、建筑师汉堡嘉来上海应聘上海公共租界局建筑师一职。索尼娅特别想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来上海前，她向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他们认为她的想法太天真，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已经潜入地下，工作环境极其艰苦。然而，她后来被告知，该组织将在到达上海后与她联系。

       到上海最初的几个月，索尼娅过上了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成天不是请客，就是被请，不是打桥牌、打麻将，就是跑马跑狗。对于这对用全部积蓄购买了单程西伯利亚火车票、因为囊中羞涩不去餐车吃饭而用自备酒精炉做饭的小夫妻来说，这真是另一种活法了！在上海生活的洋人女子不用做家务，也不用管孩子，成天无所事事，又缺乏知识和艺术上的兴趣，这让她无法忍受。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更促使她急切地想要找组织、找共产党，去做革命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

       在上海，索尼娅认识了不少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中国记者、美国人史沫特莱，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在上海，索尼娅认识了许多记者，包括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周恩来和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相识不久，史沫特莱告诉索尼娅，一个共产党员会来找她，她完全可以信任。这个人就是佐尔格，他当时也是德国的一名公开记者。达成合作意向后，索奇告诉索尼娅，这份工作是为索奇团队成员提供见面的空间，而不是让她参与具体事宜。就这样，索尼娅长达二十年的红色间谍生涯开始了。

革命者的家属如何成为地下工作者

作为工作的第一步，索尼娅鼓励丈夫搬出朋友家，在乔佛里大道1464号租了一间安静的联排别墅，独立而不孤单，有利于索奇和同事们开个会。在每周一次的下午会议上，索尼娅从未参与讨论，只承担了守卫岗位的任务。有时她也会把茶送进会议室，但为了不引起仆人们的怀疑，她很少这样做——没有哪个洋人家庭主妇在海滩上端茶倒水！其他成员走后，索奇才和她聊天。当然，他想通过谈话了解和考察索尼娅。

       除了站岗放哨，索尼娅还主动承担起向佐尔格提供各种讯息的任务。她联络十九军，去医院探访伤员，与轻伤者聊天，询问其出身和参军及此次勇敢作战的原因，了解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对在沪日本军队的感受。此外，她还搜集在沪外国商人的想法，并提供给佐尔格。

       汉堡嘉对妻子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一直不知情。来开会的成员多是中国人，其中陈翰笙、顾淑型夫妇与他们平时就有来往，其他中国人则以索尼娅汉语老师的名义出入，所以并不惹人注意。直到有一天，佐尔格请求索尼娅收留一位受伤的中国共产党人，她才不得不向丈夫道出实情。为了妻子及新生婴儿，善良而宽容的丈夫虽不想介入地下工作，但也接受了既成事实。

汉堡贾一直不知道妻子的地下工作。大多数参加会议的成员都是中国人。其中，陈汉生、顾叔平时与他们有交往，其他华人则以索尼娅汉语老师的名义进进出出，所以不引人注意。直到有一天，索奇要求索尼娅收留一个受伤的中国共产党，她不得不告诉丈夫真相。为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宝宝，善良宽容的丈夫不愿卷入地下工作，而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陈汉生与顾澍

       这位一点英语也不会的伤员在他们家住了两周，尽管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汉堡嘉仍对他诚心诚意。后来，他成了一名共产党，也为苏联做地下工作——一定程度上这是受到了妻子的影响，他也想由此来保全家庭，当然他原本就是左派知识分子，同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汉堡、贾到达上海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西方国家除了几次无痛抗议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128事件后，来到上海的国联只是在向国际社会演戏。上海虽然还能保证外国人的安全，但在汉堡和贾眼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明显信号！汉堡贾和把他介绍到上海的法国朋友瓦尔特放弃了在上海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富裕的生活，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底，佐尔格离沪赴苏。不久，苏联方面询问索尼娅，是否准备好前往莫斯科接受半年的专业培训，然后重返中国，索尼娅决定赴苏，尽管事实上组织无法保证她重返上海后的工作安排。也是到了莫斯科，她才知道，佐尔格给自己起了个化名——索尼娅。

东北日夜奋战

       在莫斯科受训半年后，索尼娅回到中国，被派往沈阳。这次她的领导是工人出身的恩斯特。尽管这位领导态度粗暴，索尼娅却并不反感，她讨厌的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对丈夫汉堡嘉来说，这种安排无疑威胁到他们家庭的稳定，但他毫无怨言，仍对维持婚姻保持着希望。

在上海购买了组装变送器的大部分零件后，索尼娅和恩斯特出发北上，但庞大的沈阳买不到整流器，所以恩斯特不得不返回上海购买。当时的整流器是一个边长20厘米的立方体，很难随身携带而不被发现。那么，如何安全离沪出货呢？汉堡买了一个单人沙发，和恩斯特一起把填充物拿出来，把变压器放进去，用绳子固定好，把填充物放回去，送到沈阳索尼娅住的酒店。这两个大男人的捆绑技术不是很高明。当他们到达沈阳时，整流器几乎从沙发上掉了下来。幸好还有一根绳子拴着！最后，差一点。

       索尼娅在沈阳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的美国书店Evans & Co.的销售代理，对她来说，这份工作并不陌生，她曾在柏林的Ullstein出版社做销售，也在美国做过半年的图书销售。作为销售代理，她向抚顺等地的大工厂、大公司成功推销了一些书籍。

1934年5月，东北抗日游击队十分活跃。苏联总部布置的任务是保持总部与游击队的联系，为游击队提供支援。建立这种联系有很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障碍。虽然她坚持在上海学习中文，但她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仍然非常有限。然而，她第一次联合失败的原因不是语言。

       刚到沈阳没几天，索尼娅如约前往哈尔滨与一位姓李的中国人接头。索尼娅在自传体小说中称，不知是谁的主意，接头地点安排在一墓地门口，时间是在深夜！等来等去却没有人来，偶尔只有醉鬼走过。等了25分钟，她不得不离开。次日夜里再次去等，熬了20分钟，李姓同志还是没来。索尼娅只好返回沈阳。第三次恩斯特前往，仍不成功。在沈阳的首次任务以失败告终。

后来听说，总部认为很可靠的李同志，在最后一刻因为害怕逃跑了。幸运的是，他没有背叛战友。苏方不得不派一个苏军加入。

       来人指示，索尼娅的首要工作是找一处安全的住处，便于发报，理想的地点当然是独栋住宅。于是，她先去看了一位将军的别墅，房子很理想，但租金不理想，怏怏而归时她发现了花园里的一套石筑小房子——将军的小妾曾住在那里，这里有地下通道通往大别墅。进去一看，三间木板壁的房间，厨房和佣人的房间在地下室，房租每月30马克，一切都很合适！

索尼娅在沈阳地下工作，住在一所房子里

        这样的工作环境里，索尼娅爱上了恩斯特——她鄙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潜意识里要做无产者的妻子。恩斯特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是性格倔犟，行为粗暴，令人难以忍受——索尼娅怀了他的孩子，却坚决不与他同住一室，也不打算为他而离婚。

在这个小房子里，索尼娅每周需要发两次报告——发关于中国的报告，然后从总部接收消息，但收发不成功，然后第二天晚上再发一次，重点是游击行动计划、新成员招募、政治军事形势。

       游击队员都是“兼职”的，平日里是工人、农民和职员，与普通人无异，只有到行动时才聚到一起。他们的行动主要是破坏日本人的铁路线。索尼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游击队提供制造炸药的化学品——硝酸铵，这是农业上也需要的化学品，即便购买量大些，也不会引人注意。索尼娅和恩斯特就到店里一家家地问，有没有硝酸铵、硫磺和盐酸，其实这也够危险了，但是把化学品送到游击队，才是真的危险！

有一次，索尼娅在吉林与一名游击队领导人的会面，比晚上在哈尔滨公墓的会面更令人发指。从吉林火车站出来的外国女孩索尼娅，在人群中非常出众。来接她的中国同志叫了两辆黄包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一辆接一辆地跑了大约40分钟。终于，我终于在一间小屋前停了下来，立刻吸引了一大群人观看！进屋，上茶，交化学药品。游击队真的很勇敢无畏，但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在地下工作！

       后来索尼娅经常与被称为“冯”的大个头北方人接头，有时在沈阳、有时在安东——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那里。冯也曾到她家里取货。一次冯失约，索尼娅在接头点只看到日本人在溜达。后来才知道，冯已被捕，日本人在他家找到了炸药，这意味着酷刑和死亡。索尼娅一直牵挂着冯一家，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过冯没有出卖任何人。然而总部下令，要求她立即中断与游击队的所有联系并离开沈阳，这让她深感愧对战友。

《完美间谍》，最幸运的结局

       离开沈阳，撤到北平。没有具体工作，像是在休假，可实际上索尼娅的生活急剧转折——她怀了恩斯特的孩子，可并不打算与他共同工作与生活，但她又不愿放弃孩子，尽管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劝她放弃。对丈夫的善良与宽容，她一直心存感激，虽然与丈夫一起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最终两人还是于1939年离婚了。1937年，索尼娅利用上海工部局提供给她丈夫回欧洲休假的机会离开了中国，又在苏联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一离开，就是半个多世纪。1988年她才终于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并见到了老战友陈翰笙，访问了曾经在上海的住所。

索妮娅在淮海路旧居前

索尼娅在淮海路故居前

索尼娅和陈汉生

       离开国后，索尼娅在波兰和瑞士做地下工作，后来到了英国仍从事秘密工作，并与自己的工作伙伴、一位工人出身的英国人结婚。在英国工作期间，索尼娅的父亲和哥哥正在英国避难，作为经济学家，这二位为索尼娅提供了诸多政治经济信息，这些信息最终为苏联所用。

索尼娅为苏联的秘密组织工作了20年，直到1950年回到东德。几年后，她全职当作家。1938年和1969年，她两次获得苏联红丝带奖章。1977年《索尼娅报告》的出版使她家喻户晓，这几乎为她赢得了“完美间谍”的称号。她的前夫和当时很多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被敌人的监狱折磨，还被苏联怀疑和迫害。虽然他最终回到了民主德国，但他吃了很多苦。在她的书中，她经常觉得很多战友应该得到更多的勋章和认可，但他们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索尼娅在间谍生涯中要幸运得多。需要强调的是，索尼娅在2000年去世前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德国和德国的合并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