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女性试验房 汉娜·阿伦特如何“审判奥斯维辛”

【编者按】2015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本周，欧洲多地都将陆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当我们重新回顾历史的时候，也需要思考，这一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行是怎么造成的，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在1960年代写下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关于奥斯维辛罪行审判的一份重要文献，在这份文献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着名的概念：“平庸之恶”。与此同时，她还写下《审判奥斯维辛》一文，该文收入在《反抗“平庸之恶”》一书中，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出版。经出版社授权，本站刊载此文，有删节。       

汉斯·格罗伯克。

       谴责“多数德国人民”对审判纳粹战犯缺乏热情，却不提阿登纳时代的生活事实，这相当不公正。西德的各级政府都充斥着前纳粹分子，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汉斯·格鲁伯——首先是因为他对纽伦堡审判法的无耻评论，然后是因为他成为阿登纳的亲密顾问——已经成为事态的象征，这比任何事情都更严重地损害了联邦共和国的声誉和权威。这种状况的事实——不是官方声明或公共媒体组织——在现实国家创造了上述舆论氛围。在这种环境下，舆论说小鱼被抓，大鱼还逍遥法外就不足为奇了。

       确实，根据纳粹体制，法兰克福的被告都只是“虾米”：党卫军官员的最高级别是上尉——由下述三人把持，集中营指挥官海瑟的副官谬卡、海瑟的继任者理查德·巴尔的副官赫克尔，以及前集中营长官豪夫曼。

       就法兰克福的被告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来说，情况亦然。他们中的一半来自工人阶层，读完了八年小学，干的是体力活；而其他十个人中，只有五个人属于中产阶级——一个内科医生、两个牙医和两个商人——而另外五个可以说是低等中产阶级。而且，看来他们中的四个以前还被判过刑：谬卡是因为在1920年不能偿还债务；博格是因为在1940年作为那罪恶的警察局的成员时，曾帮助别人堕胎；庇绍弗和莎茨博士，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分别在1934年和1937年被纳粹党内开除。

法兰克福被告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其中一半来自工人阶级。小学八年后，他们做体力活；另外十个人中，只有五个人属于中产阶级——一个内科医生、两个牙医和两个商人——而另外五个人可以说是中下阶层。而且，他们中似乎有四个人以前被判刑过:他们因为1920年无法偿还债务而陷入困境；博格在1940年担任刑事警察局成员时，曾帮助他人堕胎。主教和沙茨博士分别于1934年和1937年被纳粹党驱逐，原因不明。

法兰克福试验场。

       从各个方面来看，甚至就其犯罪记录来说，这些人都是虾米。至于审判，必须牢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自愿或者甚至有自愿的可能去承担奥斯维辛中的职责。人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为集中营中犯下的主要罪恶承担根本责任；因为，正如被告所说，实施种族屠杀，确实出于“希特勒的不可违抗的命令”，并被那些身居高位、无须沾染其手的掌控政策问题的杀人犯精心组织。

就联邦共和国的公共生活状况而言，小人论并非没有优势。萨维奇·卡达克总结道:“关键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那些把我们带入不幸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在逃。比如格罗伯克。这很气人。”他在另一种情况下说:“现在，人们要求我们对一切负责。最后一个人该不该严惩？”

       豪夫曼表达了同样的论调，他在这次审判前两年就因为达豪的两起杀人案件被判刑。据海斯说，豪夫曼“在集中营掌握真正的权力”，尽管根据豪夫曼自己的供认，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除了“修建供儿童玩的操场，上面备有给幼儿玩的沙盒”。豪夫曼吼道：“但那些高高在上的绅士们在哪儿？那些坐在办公桌旁打电话的家伙们，他们才是罪犯。”

此外，戈夫曼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莱、海德里希或艾希曼，而是奥斯威辛、海耶斯、荷马和施瓦茨的高级人物。他的询问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死了，这在他的心态中意味着他们把“小人”留在了危险之中，他们像懦夫一样上吊或自杀逃避了责任。

       如果有谁认为，“大人物”太伟大所以能够洗心革面，而“小人物”太渺小所以不能进行这种英雄式的内在更新，那么他只需读读这本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底细了。当然，有一些这样的人——例如埃尔温·舒尔茨，这个东部前线党卫军机械化屠杀团的前领导，真诚而略带悔恨地证实，那时他确实“不觉得”为了“阻止产生针对德国人民的复仇”而射杀妇女和小孩“是完全不正当的”，但在前往柏林并试图改变那个命令之后，他自己请求免除这样的职责，最后获得了成功。

但更典型的律师是埃米尔·芬伯格，他仍然赞许地引用希姆莱的话，并自豪地宣称:“对我来说，元首的命令就是法律。”另一个例子是明斯特大学的教授和解剖主任，他毫无悔意地证明了他是如何为被告科尔选择受害者的，科尔通过向他们的心脏注射苯酚杀死了他们。

       这位教授认为，那些凶手需要定量供给的集中营囚犯，这“在人性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无疑也会同意他以前的“助手”的话，后者承认曾向囚犯注射并同时为这种事辩护：“用一般的德国话来说，这些囚犯不是病人，他们已经半死了。”最后是维尔姆·博格的律师，他在其最后发言中表达了“对‘严肃的人们关于博格摆写出的那些话’的惊讶，他的确把这种博格摆看作对待那些反抗的人们的惟一一种有效的身体劝说方式”。

这是被告及其律师的观点。当他们最初“把奥斯威辛变成居民的田园诗般的地方”的企图破灭时，越来越多的证人和文件证明，他们不可能在集中营服役而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没有看到任何罪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法庭他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第一，因为“证人作证是出于报复”；第二，因为是“兵”，所以只执行命令，“不问是非”；第三，因为人们需要小人物做大人物的替罪羊。

       所有对纳粹罪犯的战后审判，从纽伦堡的战犯审判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和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都在确定罪责和犯罪行为的程度上受到法律和道德疑难的困扰。公共舆论和法律观点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认为，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他们的主要工具是打字机、电话和电报机——要比那些实际操作灭绝机器、把毒球扔进毒气室、操作杀害平民的机关枪或忙于焚烧那些成堆的尸体的人更有罪。

在对负责政策问题的最有能力的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中，法院宣称，“离那些用自己的手操作杀人工具的人越远，就越有罪”。参加耶路撒冷审判的人更容易同意这一观点。在许多方面，法兰克福审判是耶路撒冷审判的必要补充，它将使许多人怀疑他们曾经认为几乎不会出错的东西。这些审判所揭示的不仅是个人责任的复杂问题，更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而且，那些努力服从邪恶命令的人和那些在邪恶合法的系统中的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后者与其说是服从命令，不如说是随意对待他们命中注定的受害者。

       被告以他们原始的方式偶尔承认了这一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轻易地签署命令，要求不准再打囚犯”——但辩方的律师们如此辩护这个案件，仿佛他们也是在处理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或处理服从上级命令的“士兵”。这就是他们在陈述案件时撒下的弥天大谎。控方起诉了“对个人的谋杀和共谋”以及“对群体的谋杀和群体谋杀中的共谋”——就是说，起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罪行。 

法兰克福试验场。

       一个人在阅读这份审判记录时，必须牢记一点，即奥斯维辛是为了那种行政性屠杀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屠杀活动将要根据最严格的法律和规章来实施。这些法律和规章是由那些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制定下来的，而不管怎样，看来他们要排除——可能他们就是打算要排除——所有个体的自发性。对数百万人的灭绝被精确计划，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样运作：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站台上的筛选，以及接下来对其中健壮者的再筛选；分类；人体试验；由“囚犯看守”、小头目和操作灭绝设施并占据特殊位置的囚犯突击队构成的体系。看起来每件事都被预见到了，而且也是可预见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然而，来自官僚计算的恰恰是可预测性的反面，完全是武断的。用瓦尔肯博士的话说——他曾经是集中营的囚犯，现在是维也纳的医生，第一个证人，也是最好的证人之一:一切“几乎每天都在变化，这取决于负责的官员、被点名的官员、一个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情绪”——而事实表明，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情绪。“一件在两天内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可能发生...同样的工作细节可能是致命的，也可能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事件。”

       因此，医务长官有一天心情好，就萌发了为康复期病人建立一个专门区域的念头；两个月后，所有康复期病人又被集中送进了毒气室。为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所忽视的是，人的因素。而使这种因素如此恐怖的恰恰是这个事实，即这些恶人绝非那种病理意义上的虐待狂，况且他们也根本不是在此基础上被选择到他们可怕的岗位上的。他们来奥斯维辛或其他相似的集中营的原因只是在于，他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适合军事任务。

当人们第一次阅读这份审判记录时，很容易陷入各种笼统的概括，比如对人类邪恶本性、原罪、人类天生的“侵略性”的笼统概括，以及对德国“国民性”的具体概括。忽略以下不常见的例子很容易也很危险:有人告诉法庭，“一个‘人’怎么会不小心来到集中营”，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不，这不是我想呆的地方”。

       与人们在审判前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靠各种借口逃离集中营，这对党卫军成员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除非有人太倒霉，撞到像埃米尔·芬堡这样的人手里，这个家伙时至今日仍然认为，有些人连射杀妇女儿童的体能都没有，对这种“罪行”判处“从监禁到处死”的各种惩罚，这是完全正确的。相对于待在集中营帮助那些囚犯，以及冒着那种被控告“帮助囚犯”的巨大危险，声称“胆小”显然危险要小。

因此，那些常年呆在那里，不属于少数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英雄的人，代表了人群中某种最糟糕因素的自动筛选。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研究这些事情的任何百分比，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公开的施虐行为看作是非常正常的人所为，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怀疑很多普通公民的梦想世界，而这些普通公民可能并不缺乏这样的机会。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奥斯维辛，每一个人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要做好人还是恶人”。但人们现在却不敢再相信它了。而这种自我决定决不依赖于自己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或德国人；它甚至也不依赖于自己是否是一名党卫军成员。因为在这种恐怖的中心，有一位奥伯沙尔菲赫·弗拉克，他曾建立了一个“和平孤岛”，并且他不愿意相信，就像一名囚犯告诉他的，最终“我们都会被杀掉，没有见证者可以被允许幸存下去”。对此他回答：“我希望我们中间会有足够多的人去阻止那样的结局。”

       就奥斯维辛中的人类因素来说，居第二位的肯定就是那种喜怒无常了。有什么会比情绪变化得更快、更频繁？一个彻底屈服于情绪的人，他的人性中还能留下什么？处在不断运来的、无论如何都注定要被处死的人的包围之中，那些党卫军成员实际上能够为所欲为。当然，这些不是像纽伦堡审判的被告那样的“主要战犯”。他们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虫。而当人们看到他们时就会怀疑，与他们今天控告的那些造成他们不幸的人相比，这些人是否更好。

就奥斯威辛的人为因素而言，第二个因素肯定是喜怒无常。有什么比情绪变化更快更频繁？当一个人完全屈服于自己的情绪时，他的人性还能剩下什么？周围都是不断进来的人，反正注定要被处死，那些党卫军成员其实可以为所欲为。当然，这些并不像纽伦堡审判中的被告那样是“主要战犯”。他们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虫。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他们会怀疑这些人是否比那些造成他们不幸的人更好。

奥斯威辛集中营。

       一方面，纳粹通过他们的谎言把地球上的渣滓提升为人民的精华；另一方面，那些遵从纳粹的“刚健”理想生活并且仍然以此为荣的人，实际上就像果冻一样软弱。他们不断变化的情绪看起来好像吞噬了所有实质的东西——即如下品质所显现出来的清晰外表：个性、善或恶、柔和或粗鲁、一个“理想主义的”白痴或玩世不恭的性变态。

       受到最严厉判决——死刑加上八年劳役——的贝德纳雷克，有时会给孩子们分发香肠；在表演了他把囚徒践踏致死的专长之后，他回到房间开始祈祷，因为他那时刚好处于那种心绪。把成千上万人带向死亡的那位医务官，也会救起一位曾在他的母校学习并因此勾起他对青年时代回忆的妇女；可能有人会送鲜花和巧克力给一位分娩的妇女，尽管她第二天早上就会被毒气毒死。

Bednarek受到最严厉的判决——死刑加八年苦役——有时会给孩子分发香肠；表演完踩死囚犯的拿手好戏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祈祷，因为他有那种心情。那个把成千上万人送上死路的医官，也将拯救一个在母校读书的女人，从而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有人可能会送花和巧克力给分娩的女人，即使她第二天早上会被毒气毒死。

1944年5月27日，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

       被告汉斯·斯达克那时还很年轻，曾经挑选了两名犹太人，命令小头目去杀死他们，然后他又向这小头目展示应该怎样做；而为了作演示，他又杀了另外两名犹太人。但另一次，他指着一座村庄对一名集中营囚犯沉思着说：“看，这个村庄建得多美。这里有这么多砖头。当战争结束时，这些砖头上将会刻上受害者的名字。也许所有这些砖头都还不够。”

       这当然是真的，即如果他当时刚好有那份心情，“几乎没有哪个党卫军成员不能声称自己救过某个人的命”；而多数幸存者——被筛选出来的劳动力大约幸存了1%——把他们的获救归功于这些“救助者”。死亡是奥斯维辛的最高统治者，但与死亡并列的是偶然——体现在死神的仆人变化着的情绪中最残暴而任意的偶然性——偶然决定着囚犯的命数。     

这当然是真的，也就是如果他当时恰好有那种心情，“几乎没有党卫军成员可以声称他救了某个人的命”；大多数幸存者——大约1%的入选劳动力幸存下来——将他们的获救归功于这些“救援者”。死亡是奥斯威辛的最高统治者，但与死亡一起的是机会——反映在死亡仆人不断变化的情绪中的最残酷、最武断的机会——它决定了囚犯的命运。

被归类为“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被集中在小森林里，后来被带到毒气室。

       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集中营囚室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有一个9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很多”，但“再也不能学习了”。

被告博格发现一个孩子在吃苹果。他抓住孩子的腿，把头撞在墙上。一个小时后，博格平静地拿起苹果吃了起来。

       有一个党卫军成员的儿子到集中营探望他的父亲。但小孩毕竟是小孩，而这个特别的地方的规则就是，小孩必须死。因此，他必须在自己孩子的脖子上戴上一个标记，“这样他们才不会抓住他并把他投入毒气室”。

有一个犯人，负责抓被选中的人，由“一丝不苟的医生”科雷尔给他们注射苯酚。门开了，他父亲进来了。结束时:“我哭了，我得自己把父亲抱出来。”第二天，科雷尔问犯人为什么哭，并说如果告诉他原因，“会让他活着”。为什么犯人不告诉他？是因为他害怕科尔吗？真是个误会！可以看出，科雷尔心情很好。

       最后，有一位女证人，她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卢卡斯医生的名字，就从迈阿密来到法兰克福，她说：“这个杀害我母亲和我全家的凶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述了杀害是如何发生的。她于1944年5月从匈牙利到达奥斯维辛。“我怀抱一个婴儿。他们说母亲可以和他们的孩子留下来，因此我母亲把孩子给了我，并把我装扮得看起来年龄大一些。

当卢卡斯医生看到我时，他可能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推到我妈妈面前。"法院立即知道了真相。"你可能有勇气救这个证人？”短暂的沉默后，卢卡斯否认了一切。而那个显然不知道奥斯威辛定律的女人离开了法庭——法律规定，所有有孩子的母亲一到那里都会被毒气毒死。她在寻找杀害全家人的凶手，却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自己生命的救命恩人。这就是当人们决定把世界颠倒过来时会发生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写于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