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的樱花 武大赏樱正当时：珞珈山的樱花从哪来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最早起源于中国，约在一千多年前传入日本。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与日本的国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樱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并逐渐成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象征。在日本，甚至有这么两句话：“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樱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樱花”。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通过园艺杂交培育出了许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300多种极其丰富的“樱花家族”。其中“日本樱花”名气最大，种植范围广，观赏性极强，几乎成了“日本樱花”的名称，以至于我们提到“日本樱花”时，通常都是专指它。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对樱花的长期追捧中，还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此外，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樱花也随着侵略者的铁蹄被带到了很多地方。

中国很多地方都种植樱花，也有很多著名的赏樱胜地。除了一些本土品种，中国的许多樱花都来自日本——要么是战争时期被侵略者拯救的，要么是和平时期以友谊的名义赠送的。比如沈阳、大连、青岛的樱花最早是日本侵略者引进的，而南京中山陵、玄武湖、梅园新村、北京玉渊潭公园、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的樱花都是日本政府或人民赠送的，以示对华友好。

       武汉大学校园也是一处在国内极具盛名的赏樱胜地，每逢樱花时节，校园里总是挤满了赏樱的人群。那么，武大校园的樱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敌人“国花”落户武大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同时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黉舍巍峨、林木葱茏的美丽校园。

抗战前夕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与“校前路”

       然而，到了1937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园建设尚未完成，就碰上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1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兴功带领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工离开罗家山。他决定留下一小部分教职员工和学校工作人员来打理学校的财产。当时我校法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唐尚浩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对日语比较熟悉。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所以王兴功校长让他留在学校看守他。一开始，唐尚浩多次拒绝，但王校长还是“严令留守，说国难深重，保留一些辛苦修建的校舍，就是为国家保留一些伟大的生命力”。最终，唐尚浩被校长的“诚恳话”打动，决定留在护理学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几个月后，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来到珞珈山校园与驻扎在此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随后，汤商皓又驱车巡视校园，不断见到“士兵进出”，“军车云集”，不禁感叹：“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

       又过了几个月，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此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借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几个月后，唐尚浩听说罗家山的部队换防了，就来和再次留校的同事谈判。与他们见面的是一位平民武官少将·高桥，他将罗家山校区比作“日本的阳光和箱根町的风景文化区”，强调“我们应该尽力保护它”，但同时他提出“只有在春天明媚的时候，仍然不需要花草树木来装饰它，可以从日本引进樱花来这里种植，以增加情调”。后来，他带着唐尚浩等人来到文理学院，“指着要种樱桃树的地方”。唐尚浩心里清楚地知道“樱花是他的国花，梅花是我们的国花”，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梅花可以同时种，因为中国人很爱梅花”，希望维护民族尊严。不过，高乔的回答是:“樱花苗容易得，李子种子难求，明年可以来这里赏樱。”

武汉大学校友唐尚浩

       正是在1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这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1946年秋，在八年抗战中饱经磨难的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回到了武昌珞珈山。次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在校园里种下的樱花树开花了，一共28株，均匀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楼栋前。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武大师生的心情非常复杂，不少人主张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1946年秋，在八年抗战中历尽艰辛的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回到武昌罗家山。第二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在校园里种下的樱桃树开花了，一共28棵，平均分布在男生宿舍的三个拱门之间和两边的四栋楼前。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他们刚刚经历的民族仇恨和学校仇恨，武大师生的心情非常复杂，很多人主张立即砍掉。然而，保留这些樱桃树的想法最终占了上风。

以上两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或1948年春天，是武汉大学校园内最早的日本樱花照片。

友谊使者再临珞珈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已经是抗战结束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次落户武大的日本国花，已经不再是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抗战结束30多年，日本樱花再次来到武汉大学罗家山校区。这一次，落户武大的日本国花不再是国耻的标志，而是和平友好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捐赠给武汉大学，种植在珞珈山北麓半山路前，197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第四教学楼对面的山樱花

       1983年1月，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大叶早樱”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和樱园，1986年开花。

1983年1月，为了纪念中日友好十周年，日本西冢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读书的武汉大学生物老师汪明荃赠送了100株“早樱大枝”树苗。汪明荃把它们送给学校后，种在丰园和樱花园，1986年开花。

武汉大学枫树园的早樱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1996年开花。

首辅沙田原是侵华日军士兵。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成了战俘。后来，他和其他7000多名日本囚犯被集中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前后八个月，收留他的中国农民，放弃了对国家敌人的旧恨，以德报怨，宽以待人。回到中国后，沙场一直痴迷于中国人的善良和善良。1987年至1992年，他多次组织部分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谢恩”。同时，他还赠送了大量的樱桃树等礼物，写下了一段关于中日民间友谊的佳话。

       此外，1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武汉大学文理学院医院旁的红花高盆樱

       最近几年，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不过主要还是上述的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校园各处共有樱花树1000多株。其具体来源可谓多种多样，除了本国出产的几处樱花外，既有侵华日军当年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赠送的“友谊之花”。

“尽管有国耻，樱花也不应该被遗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的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唯有完整、准确地把有关基本史实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据此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情理的结论。

樱桃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但是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日本樱花的寿命可以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得比其他三种樱花都要好，可能是因为气候条件好，加上园林工作者的精心照料。1957年，武汉大学更新了一部分老樱桃树，1985年又重新种植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并大规模繁殖移植。

       1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都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再考虑到武大校园内本无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植物品种最早是由侵华日军引入珞珈山的，“樱花大道”的园林景观最早也是由他们所构建的，因此，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这一“国耻标志”，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至于1972年后日本朋友赠送给武大的樱花，当然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但是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少，观赏价值要逊色很多。他们很少受到武汉大学绝大多数师生和校外游客的关注，与占据主体的“国耻之花”相比相差甚远。

       当然，不论1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着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所幸数十年以来，大多数武大师生均能以客观、平和、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们。

比如1947年3月，早年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张深教授，就把教室直接搬到了新开放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介绍说，这些樱桃树“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但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些樱桃树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利品和历史证据”。

       在这批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萧翊华，来自湖南农村，曾饱受日寇侵华之苦。看到这些樱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而另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樱花又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对珞珈山校园里的日本樱花开始了长达60年的观测与研究，后来还获得了“樱花教授”的美誉。而他对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早6年！

       用萧翊华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樱花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用萧一华自己的话来说，他在罗家山研究日本樱花的初衷是“把樱花盛开的记录作为日本侵华的犯罪证据，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罗家山留下的印记”，并“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

“樱花教授”——萧翊华

1985年5月，武汉大学校友、武汉沦陷后留在护理学校的唐尚浩回到母校。看到当年在罗家山校园里亲眼目睹的第一批樱花树，他不禁感叹:“敌人酋长种的樱花树天真烂漫，郁郁葱葱，绿叶掩映，花却过时了。上个月，我向东旅行到华盛顿特区，在白宫前看到了樱桃树。可见风景没有国界。”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明确介绍道：

       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美丽的风景闻名于中国，也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如今的樱花品种是武汉大学历代师生引种驯化培育的结果。灿烂的樱花映衬着早期的建筑，成为校园里最具特色的景观公园。

武汉大学人文路上的樱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