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曾叫“昭南岛”：东洋名背后的日据岁月

新加坡城其名源于梵文的“狮”与“城”的组合，传说中由来自室利佛逝古国的王子命名。随着新加坡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狮城的美名也远播世界，收获了超越其小小体量的巨大影响力。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近代的新加坡还有一个充满东瀛味的“曾用名”——昭南岛。与昭南岛相连的，是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大规模降军”的新加坡战役，和随后持续了三年半、充满苦痛的日据岁月。

战争爆发前的马来亚和新加坡

       19世纪的马来半岛处在各地方苏丹家族的松散统治下，此时，位于半岛南端一个小岛上的新加坡已不复十四世纪繁荣的地区性港口的荣光。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斯坦福•莱佛士相中了这里出色的地理位置，排除众议，于1819年1月31日与当地马来酋长——柔佛的天猛公签订协议，允许英国在当地建立一个贸易站点。东印度公司随后又在与荷兰及荷兰扶持的其他马来酋长的斡旋中达成妥协，于1824年购买了整座岛屿，新加坡由此成为合法的英国殖民地。

之后，新加坡也成为英国在马来半岛殖民地的首席居民，一个原本荒芜的岛屿一跃成为南洋的贸易中心和海峡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的贸易吸引了来自华南、印度等东南亚各地的移民，其中下东南亚华人是最大的社区，而欧洲人则占据了殖民政府的上层官职。

       1941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已进行到第五年，战略物资供应吃紧。这年6月，日本与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就原油供应问题展开的谈判破裂，随后美国、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冻结了日本的资产，掐断了海外贸易往来和石油供给，日本失去了马来半岛地区供给的铁、铝土和船运服务。为了重获马来亚的物资供应和贸易线，日本急需获得对马来半岛的控制，于是，对马来亚的作战也提上日程。

日军在二战时期东南亚唯一独立的国家泰国的马来亚定居。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泰国于1941年12月8日允许日军通过泰国进攻缅甸和马来亚半岛。

       1941年12月7日夜至8日凌晨，山下奉文将军率领日军精锐第5师、第18师和近卫师从泰国南部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并对新加坡发动了第一次空袭；与此同时，日本空军空袭美国驻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

马来亚沦陷:英军太轻视敌人？还是日军太强了？

       新加坡岛北部与马来半岛以柔佛海峡相隔，二者之间唯一的固定通道是长约1100码的柔佛长堤。长堤以西地势促狭，可容小型船舶通过。长堤以东接口南中国海，水面开阔，军舰可自由通行。然而，1936年起新加坡所布设的有限的防御工事建筑只集中在南部海岸线。直到日本入侵马来亚的战事爆发之前，囿于经费限制，新加坡岛北部及西部都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

       战前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当地驻军首脑曾请求加强派驻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而丘吉尔罔顾这些建议，将可调度的坦克和战斗机派往俄国，转派“威尔士亲王”号与一艘老旧的巡洋舰“驱逐号”前往新加坡，寄望有“永不沉没号”之称的“威尔士亲王”号能够震慑日本。这一决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起初，两艘战舰给新加坡民众带来了安全感，但最终于12月10日，也就是战事开始的第四天即被日本军机在关丹海面炸沉。

       

战前，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当地驻军负责人曾要求加强驻扎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但丘吉尔无视这些建议，向俄罗斯派遣坦克和战斗机，并将威尔士亲王号和一艘旧巡洋舰“驱逐”号转移到新加坡，希望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威尔士亲王号能震惊日本。这个决定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起初，这两艘军舰给新加坡人带来了安全感，但在12月10日，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天，它们在关丹被日本军机击沉。

威尔士亲王号沉没后，英国水手逃跑了

       日军入侵当天，马来亚地区仅有158架英军战机，其中24架是老旧过时的“雷击”战机。不到24小时，日军就占领了马来亚北部防御严重不足的英军机场，占据了制空权。英军原定以空中打击、遏制敌人攻势的作战计划成为泡影——既失去了制空权又失去了主力军舰，只能由陆军承担起主要的战斗任务。

       日军在马来亚战役初期充分利用雨季行军。当英国士兵在橡胶树下避雨时，日军则趁机抢攻，将英军的防卫障碍一一清除，维修和建造临时桥梁，速度几乎和英军拆毁桥梁一样快。   此外日军以上万部自行车穿越雨林，携带辎重的能力和挺进速度大大提高。

       

马来亚战役初期，日军充分利用雨季行军。当英国士兵在橡胶树下避雨时，日本军队趁机发起进攻，一个个清除了英国的防御障碍，几乎以英国军队拆除桥梁的速度修复和修建临时桥梁。此外，日军一万多辆自行车穿越雨林，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运载能力和推进速度。

日军骑自行车进入柔佛巴鲁海峡边的新山市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迅速突进打乱了盟军的布局，许多缺乏陆军训练的年轻队伍被匆匆抽调至马来亚增援，面对久经东北亚战场考验的日军，又缺乏海军和空军的配合，其方寸大乱可想而知。之后，赶到的援兵也很快沦为战俘。最终，英军在1月31日完全撤离马来半岛，炸断部分新柔长堤，试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日本人在12月8日登陆马来半岛，向南推进到柔佛巴鲁，只花了55天，柔佛巴鲁与新加坡隔着柔佛海峡相望。次年1月底，英国总部决定实施焦土，所有材料均被拒绝。这一命令与血战到底的政策相矛盾，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执行。毕竟，英国驻军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持续。为了防止醉酒闹事，岛上储存的酒被一空人销毁。市民们挤在码头，试图挤进最后几艘船撤离新加坡。然而此时日军早已控制了新加坡领海空及附近海域，许多客船都难逃一劫，被日军俘虏或击沉。

YES OR NO：仅仅10天，新加坡就沦陷了

唯一的悬念是日本人何时、何地、如何登陆新加坡。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将所有部队分成五个防御部队，由他统一指挥。

       2月5日，从孟买出发的亚洲皇后号邮轮于新加坡西南海面被日军战机击沉，船上所载支援新加坡守军的重要军事物资全数覆没。7日，日军占领柔佛海峡的乌敏岛，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8日傍晚，日军炮击英军海军基地油库，引发爆炸和大火，随后炮火转向西北部海岸。炮声掩护下，日军分乘300多艘折叠船登陆新加坡西北海岸。西北海岸的沼泽地带布满茂密的红树林，遮挡了此处守备的澳大利亚军团的视线，等哨兵发现日军登陆时，大炮已无用武之地。到9日黎明前，登陆的日军已达一万三千人，黎明之后又有约一万日军上岛。 10日晚上8时左右，日军坦克军队和近卫军团开进新加坡，向岛上最高点武吉知马山逼近。澳大利亚军第27旅，印度第三军和星华义勇军等顽强抵抗，却终不敌日本近卫军精锐，武吉知马山于11日失守。日军占领了粮仓，弹药库和通往麦里芝蓄水池和市区的要道，英军马来亚司令总部被迫迁至市区的福康宁山。

2月11日，日军向英军空投掷了一封投降书，并加紧了对新加坡的进攻。然而，英国军队接到盟军司令韦维尔将军的命令，继续抵抗，直到3月初增援部队到达。15日，新加坡市区供水仅持续不到24小时，粮食弹药储备严重减少。这时，驻新加坡的英军终于收到了批准投降的电报。

       15日下午，白思华中将与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在武吉知马山的福特汽车厂会面，就英军投降事宜进行谈判。山下奉文在这场谈判中坚持英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并说出了他的名句“Yes or no”。这被日本记者渲染成命令英军投降的强硬姿态，山下奉文也被吹捧为 “马来亚之虎”。

山下后来说，怕英军拖延谈判时间，暴露了日本军队的实力和物资供应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的事实。此外，他在台湾省的翻译也不尽如人意，只能用简短的“是或不是”来催促谈判迅速结束。2月15日晚8时30分，日军停火，历时70天的马来亚战争终于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彻底沦陷而结束。

       回忆这场战役，白思华曾叹服日军高度的组织性和极强的战斗素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些日军士兵携带武器弹药泅水，甫一登陆就直奔战斗目标，而当时游泳甚至没有包含在英军的训练科目中。日军的骁勇凌厉以及陆海空的全面配合，使英军在短时间内毫无招架之力。就双方实力来说，投降前夕英军与日军孰优孰劣难以一言蔽之。英军没有选择在孤岛上抗战到底，这对新加坡民众来说，却是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日本内阁情报局于1942年3月4日编辑的“写真周报210号”登载了新加坡的陷落，山下奉文与白思华的谈判以及当时的“大东亚战争”形势图

日本占领后；华侨被淘汰；香蕉票一文不值

       新加坡沦陷的第二天，山下奉文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意为“南方之光”。在日军大张旗鼓地庆祝马来亚侵略战争胜利的同时，一场血腥的华侨肃清运动“大检证”也悄悄地部署开来。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和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之后，新加坡华侨generate表现出了极大的救国爱国热情。1938年8月15日，兴化市募捐会成立，华侨领袖陈嘉庚任会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侨商人和普通工人积极捐款支持抗日战争。1938年10月10日，华侨会成立。除了捐款救灾，还动员3000多名机械师回国服务滇缅公路，为抗战运送急需物资。

       军事动员方面，1939年新加坡华侨即成立了非正式武装——星华义勇军，1941年12月25日由马来亚秘密警察部队的约翰达利中校正式收编到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属下的海峡殖民地志愿军之中，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新加坡之战。

对于华侨参加抗日武装，陈嘉庚十分担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二月一日军港界内尚存十个贮油池，则放火焚烧，浓烟满空。上午民众武装之人，要来支四百元，余问作何费用，答政府发给他一千支枪，令往守前线，此一千人每人须交款四角，作起身费。余方知给枪之事，由是余乃决意离新加坡，盖欲表明不赞成华侨武装，助英政府之事。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

赵南岛的“日本国民教育”，《图片周刊》第223期1942年6月3日编辑，出版了日本统治下赵南岛的第一部《永远的节日》。1942年4月29日，国民学校的学生被组织起来，举着日本国旗，唱着日本国歌，走上街头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

       占领新加坡之后，日军果然对华侨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日本人首先接管了所有的报纸，并代替日本人主办的《赵南新闻》，以日本军事指挥官的名义发布公告，命令岛上所有18至50岁的华侨男子在1942年2月21日中午前集合。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开始巡逻搜查，将适龄男子全部带到聚集地进行“验证”，抓捕“抗日分子”。通过讯问的华侨拿到一张写有“被查”字样的“好市民卡”，或者在胳膊或衣服上盖一个圆形的墨水印章。不幸的是，被挑出来的“抗日分子”被盖上三角印章，用绳子绑在一起，或者被船扔出去，或者在海滩上被枪杀。

       血腥而混乱的华侨肃清进行到第14天时终于被叫停，日方意识到残杀的多是普通民众，许多真正的华侨领袖和星华义勇军成员在沦陷前已经逃离了新加坡。除了华侨之外，忠于英国当局的锡克士兵也被屠杀。关于被屠杀的华人总数，日本方面后来承认杀了5000人，而本地华人估计的数字在2.5万甚至更高。

一些未被枪决的不洁者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一起被押送到泰国，修建从曼谷到仰光的泰缅“死亡铁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在修建铁路的6万名战俘中，最终有1.2万人死于疲劳、营养不良、虐待和传染病，亚洲工人的死亡率更高。

       昭南岛的日据时代并不如日本描绘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那样美好。通货膨胀、失业、饥饿、日语教育是贯穿三年日据时代的关键词。当时日军发行军用票作为通用货币，因印有香蕉图案而俗称“蕉票”。蕉票不断贬值而物资供应短缺，新加坡本地住民不得不在花园中种植木薯等作物补充食粮，并自己制造麻绳、肥皂等日用品。黑市买卖兴盛，倒买倒卖的投机者则大发横财。

       

当时，共同货币香蕉票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9月5日，英军重返新加坡，而此时日不落帝国的光芒已经黯淡。

新加坡前总理、高级部长李光耀也经历过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沦陷时，李光耀只有19岁，战争迫使他推迟了去英国留学的计划。他经历了中国人的“大检查”，但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日本军队伤害。之后，他在赵南岛的日本“报道部”担任英文编辑，处理盟军通讯社发来的电讯。他曾经承认日本占领时代对他的影响:

       “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

       1966年6月15日，李光耀总理主持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动土仪式。由1963年至1966年所发掘到的30多处尸坑中的骸骨，被移葬于纪念碑一侧的基台之下。各宗教团体同时举行了祭奠仪式，安慰死难的亡灵。每年2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会组织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祭礼。

       

1966年6月15日，李光耀总理主持了日本占领期间死难者纪念碑奠基仪式。从1963年到1966年，30多个埋葬坑中的骨头被埋在纪念碑一侧的桥台下。各种宗教团体同时举行纪念仪式来安慰死者。每年的2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会组织一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者的追悼会。

2015年2月15日，第48届日本占领期间死难者追悼会

       

参考书目:

       The war in Malaya by A.E. Percival, Eyre & Spottiswoode 1949

《被日本占领的亚洲被遗忘的俘虏》卡尔·哈克和凯文·布莱克本编辑，路特雷奇2007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赵南时报展览图册

       筱崎护着，陈加昌译：《新加坡沦陷三年半》，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藏，未载出版信息

李，主编，《风纳金选集》，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0年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

《三年零八个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