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堂 访谈︱吴兴文：从萧孟能到初安民 台湾出版这些年

【编者按】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先生在大陆行走多年，最近在海豚出版社主持“启蒙文库”，第一辑四种已经出版，包括于右任《右任文存》、沈刚伯《史学与世变》、王尚义《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刘心皇《民初名人的爱情》。据他透露，即将出版的第二辑包括陈定山《春申旧闻》等坊间难觅踪迹的作品。在岛上打拼多年，他的出版理念无疑深受“台湾经验”影响，于是请他谈谈台湾出版业的故事。  

吴兴文。本站罗希 图       

本站: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省后，岛内出版业的状况如何？

       吴兴文：这个问题要从1945年谈起。日本人走了以后，台湾本地的士绅游弥坚等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台湾文化》——这个刊物很重要。后来他们共同成立了东方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现在还在。那时候因为受日本侵略的影响，台湾的图书市场上都是风水、命理、医书之类的读物，然后就是上海各大出版社传到台湾的书，比如传统典籍。

然后是“开明”时代，开明书店来了，由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办公室教育处处长的范教授主持。随后钟政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台湾省设立分支机构。慢慢地，国内各大出版社纷纷来到台湾。1949年后，上海来到台湾创业，诞生于台湾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光出版社，主要影印古籍；远东图书公司主要出版英语教材和参考书。

       为了推广普通话，《国语日报》刚开始只是一个四开小报，后来也成立出版社，主要出版儿童读物，推广普通话。然后是老字号的中央书局、瑞成书局等。1952年作为外省第二代的萧孟能创办了文星书店，隔年三民书局成立。一开始大都以编印教科书、古籍影印、大众读物、生活类书籍为主，这样出版业就在岛上发展起来了。

       1949年以后，台湾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商业都很发达，到现在还是这样。台北也是这样。火车站前的重庆南路比较宽，其它像开封街、襄阳路都很窄的，衡阳路不够宽——台北的地名很多都是以国内城市命名的。慢慢地，重庆南路就形成书店一条街。刚开坊都是先有书店，后有出版社。

1949年以后，台湾省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的商业非常发达，现在依然如此。台北也是如此。火车站前的重庆南路比较宽，开封街、向阳路等其他道路都很窄，衡阳路不够宽——台北很多地名都是以国内城市命名的。慢慢地，重庆南路变成了书店街。新开的作坊里，首先是书店，其次是出版社。

台北重庆南路的书店

本站:文星书店是如何崛起的？

       吴兴文：文星为什么比较特别呢？文星创办人萧孟能的爸爸萧同兹，解放前创办中央通讯社，是个资深媒体人，从小受其熏陶，颇有老上海出版家遗风。刚开始主要是贩售英语教材、外文书刊杂志，后来编译“读者文摘丛书”，这样就奠定了文星的基础。

       文星之所以在台湾的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跟《文星》杂志是分不开的。1957年11月5日，由何凡、林海音、陈小鲁主编的《文星》杂志创刊，何凡在北平编过报纸，到了台湾在《国语日报》上班，林海音主编过《联合副刊》。何凡在《文星》创刊号写了一篇《不按牌理出牌》，标榜这个刊物是“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生活杂志，读者对象是偏向菁英分子的。对当时的台湾来说，《文星》有点像大陆1980年代的《读书》，能打开人的视野，引发人们的讨论。

卫星之所以在台湾省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卫星杂志卫星分不开。1957年11月5日，何帆、林、陈主编的《文星》创刊。何帆在北平编辑报纸，在台湾《国语日报》工作。林主编《联合增刊》。第一期《文星》中，冯和帆写了一篇《打牌不打牌》，标榜这本刊物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生活杂志《生活·文艺》，读者偏向精英。对于当时的台湾省来说，“文星”有点像80年代大陆的“读书”，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引发人们的讨论。

第一期卫星杂志。范宏的照片

       到了第25期，《文星》转而强调“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既然是面向菁英群体，那就要重视思想嘛。1961年11月第49期，李敖在当兵之前发表了《老年人与棒子》，这是李敖的成名作。他批评沈刚伯、姚从吾这些照本宣科的老一辈学者，一时间引起很大的关注，大家都在想：这小子要干嘛？

接下来，在第50期上，发表了胡适的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时人们很清楚，在岛上生活了十几年，喊“反攻大陆”是不现实的，所以要争取地方发展。针对胡适的科学民主旧调，胡于1962年1月出版了《超越传统派、洋务派、俄国派》，期望超越当时的洋务派。一期之后，李敖发表了《让谈论中西文化的人看到一种病》，就打了起来。中西文化的争论又开始了。2月，胡适逝世，《文星》在《特刊》上做了《纪念胡适之先生特刊》，发表了原本讨论的《中西文化》。胡适引发的中西文化之争，自此荡漾开来。

       1963年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9月第一批“文星丛刊”十本出版，包括梁实秋《秋室杂文》、蒋匀田《民主的思想与实践》、黎东方《平凡的我》、余光中《左手的缪思》、李敖《传统下的独白》、陈绍鹏《诗的欣赏》、林海音《婚姻的故事》、聂华苓《一朵小白花》、於梨华《归》、沉樱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迷惑》等。现在看这套书，可能觉得没什幺，但如果回到当年，那是很不容易的。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模仿的是岩波文库、企鹅文库啊，而不是单一学科的。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模仿了摇滚浪潮图书馆和企鹅图书馆，而不是单一的学科。

孟晓和他的父亲萧桐子。范宏的照片

       不过，我后来才发现这并不是文星特别的地方，文星最伟大的贡献是，它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而且是带索引的。《古今图书集成》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大三倍，体量之大可想而知。萧孟能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介绍得很清楚——这样才方便使用啊。李敖就是凭借这套书，才会做学问的——有门径可循了嘛。

此外，卫星已经公布了100种卫星的“卫星”。看看里面的目录，比如费鸿年的《动物学大纲》，西格里斯的《人与医学》，张远的《大中华农业史》。其中许多是科学和应用科学。与我们目前的出版物大多偏向人文学科不同，关于科学的书籍很少。这也是卫星的伟大之处。这些书都是孟晓选的。

       还有，吴相湘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也是文星出的。比如《宋教仁日记》、尚秉和《辛壬春秋》等，最早是在这里出版的，其它很多东西也在这套丛书里。包括我第一次买到这套书里的一本，戴笠军统局前身通讯调查小组的报告，内容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剿共”路线图和纪录，后来因为搬家捐给佛光大学图书馆了，现在要找这个书应该还能找到。

       更妙的是，《文星集刊》是预约发行的。预约发行是从老上海时期王云五开始的。如果预约发行做得好，它就比较容易判断一本书的市场了。卖得好的话，就可以降价。你可能想不到，当时在大学读书的高信疆为《中国一周》做了一个访谈，采访的就是萧孟能，访谈标题叫《“文星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高信疆就这样崭露头角，后来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成为纸上风云第一人。

更好的是，“卫星，季枫”是一个约会。旧上海时期，王开始定期发行。如果预订做得好，就更容易判断一本书的市场。如果你卖得好，你可以降价。你可能没有想到，当时在大学读书的高新江，为《中国周刊》采访了肖梦能。采访的题目是《卫星中的卫星》和古今图书的融合。就这样，高新江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成为纸上谈兵的第一人。

最后一期卫星，冯。范宏的照片

       本站：1987年台湾解严后，竞争愈加激烈，台湾出版业在营销推广方面有什么新招？

吴兴文: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台湾省解除戒严令后，金石堂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成立。它重建了台北市汀州路公寓楼地下室，仿照日本大型连锁书店的商业模式，设立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图书畅销榜，并开始举办新书发布会。这些都是最早打开大气层的，它们统治着台湾省，直到本世纪初。在此之前，出版社从未举办过新书出版大会，而是在报纸上做广告。有时候一篇书评可以让一本书多卖几千。

       金石堂也是从书店开始，兼营文创产品和餐厅，和过去传统书店的经营模式不一样。可以说，台湾现代书店的经营理念是从金石堂开始的。后来金石堂越做越大，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连锁书店。

金石堂

       到了1989年，诚品书店创办。当时台湾只有雄狮美术书店一家主要经营人文艺术类书籍，于是诚品最初也以人文艺术专业书店的面貌出现，它的第一家店开在仁爱路、敦化南路圆环。到1997年开始仿邦斯·诺伯连销店的方式，创业初期地板每四个小时拖一次，厕所也像五星级宾馆里的，这个是一种表面现象，但确实反映了不一样的商业形态。不过单单靠书店，还是难以维持经营上的平衡，所以诚品一开始就是多样经营，除了贩书，还代理很多产品，比如高级文具、寝具、手工香皂、红酒、法国造币局纪念币，都有了。后来，有了诚品画廊、诚品讲堂、诚品艺文空间。

当时台湾省的中产阶级也崛起了。金石堂面向普通中产阶级，而诚品定位高级中产阶级。

       本站：编辑在出版社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否谈谈您敬佩的几位编辑？

吴兴文:我自己做编辑也不总是那么容易。大学毕业后，我着急找工作，也去参加了皇冠考试，但是没有通过。然而我很幸运，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进入了台大的销售部。当我到达那里时，我可以开阔我的视野，训练我寻找信息的能力。做了两年，做得不错，成为了台大的经理。国立台湾大学有多重要？本来台大的启蒙精神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懂科学，讲民主。比如钓鱼台事件，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都发生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学校广场，也就是我书店对面，就在马路对面。所以你认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我的心胸也开阔了。

       1987年林载爵从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游学回来，刚当上联经的总编辑。他回来以后，隔年11月把我从业务部调到编辑部。当时整个编辑部都是硕士，只有我一人是学士。

林在珏

       我们的总经理是刘国瑞，他很有意思，他在1959年与马金忠、沉克勤创办台湾学生书局，1960年创办《书目季刊》，后来有和何凡、林海音等人共同创办《纯文学》杂志与纯文学出版社——这一段比较没人知道，后来当上《联合报》总编辑。那时候他怎么训练我呢？林载爵当时还在东海大学兼课，每个礼拜来三天，有时甚至是两天半。他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出版动态啊，我就跟他聊一聊。聊一聊以后，他就说，这个信你来回，这个稿子给你看，你看了以后帮忙写退稿信。我就是这样“练”起来的。我整个出版启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林在珏让我编高行健的《灵山》，由周克熙修订翻译的托尔金《指环王》第一版也是我编的，之后是李的《让高墙倒下，陌生人》等作品。当时我负责“联合文学”，还有雅贤的“联合文学”和梅森的“联合文学”，被戏称为“三联”。1988年进入编辑部的前一个月，我开始来到大陆。

       说到编辑，同辈里边我就举初安民吧。他的好处是，2000年的时候他离开《联合文学》杂志社和出版社，被高薪挖角，创办《印刻文学生活志》，担任总编辑。这就展现了他的一个精神，他就像日本见城彻《编辑这种病》的自述，每天晚上和作家应酬到深夜。见城彻原先在角川书店工作，1993年创办幻冬社，第二年以五木宽之、北方谦三、村上龙、吉本芭娜娜等豪华阵容逆风而上。初安民一到印刻，就做张大春专辑啊、朱天文专辑啊、朱天心专辑啊。是他捧红了张大春，从联合文学《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畅销开始，他们就合作无间，直到张大春老婆成立新经典出版社。到现在初安民还非常努力，最近从时报出版公司、天下远见文化公司抢到龙应台的“人生四书”：《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还有《大江大海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