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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黄永年:怎样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

2022-01-26 01:36军事
【编者按】黄永年先生是着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他的《唐史史料学》结合自己的治史心得,有重点且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对唐史学者十分实用,对普通读者也不无启迪。该书新近由中华书局再版,经授权,本站选摘部分内容,以飧读者。

黄永年

怎样阅读《旧唐书》

《旧唐书》史料价值高,传记内容全面,有兴趣研究唐史的人一定要重点关注,认真阅读,夯实基础。本文提出了系统阅读《旧唐书》的方法和建议,供读者参考。

       先读列传,不要一上来就读全书最前面的本纪。因为本纪虽重要,但只记简单的事实,没有写出事实的过程以及前因后果,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先读本纪既抓不住头绪,又加深不了印象,因此不如先读列传。

除了后来的阶级人物传记和四代人物传记外,文武达官,即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按时代排列的,可以以单元来读,如以汉高祖、唐太宗人物为单位,以高宗、武侯、中宗人物为单位,以宗瑞、玄宗人物为单位等等。在阅读各单位的人物传记时,可以随时查看人物传记,找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先后顺序,注意在人物传记中找到同时期的人物如外戚、宦官、好官、酷吏等一起阅读。

       由于同一事件会在相关的许多人传中都有记载,只是详略程度、叙述角度不同,这样,读完一个时期的列传,就会对较大的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掌握了记载某事哪条史料最详最可信据,便于日后研究时利用。然后,再将这一时期的本纪仔细阅读一两遍,以本纪为纲整理一下阅读列传所获得的丰富史实,形成条理清晰、全面系统的认识。接着便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的阅读。

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年鉴。池有其特殊性,涉及各种法律法规和各种专业知识。就《旧唐书》而言,官方记载、地理记载、饮食记载最为重要。几乎每本传记都遇到官制和地理,所以必须反复通读,随时检查。但是,正史中的官制只规定了这一点。事实上,官方记录的权力经常随着政治斗争而变化。读列传要注意,要用实例丰富正史的内容。《食府志》重在财经,对唐代财经的研究应先通读透,同时在读列传时要注意搜寻此类例证。

       刑法志是唐代的法制史,经籍志是书目,和类传里的儒学传、文苑传都是研究学术史的好资料,也都应该通读。礼仪志牵涉到原始宗教信仰和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三《礼》之学,在这两方面没有基础不易真正读懂,一般浏览即可。舆服志对研究唐代服饰者宜精读,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否则只需浏览。

       天文志、历志讲天文、历法,没有这方面知识者无法读懂,翻翻知道其中写些什么就可以,不必浪费精力。五行志是用“天人感应”学说记载灾异,如果排除迷信成分,所记水旱灾、虫灾、地震等倒是有用的史料,应该浏览。

天朝编年史讲天文历法,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是理解不了的。你可以直接阅读并知道里面写了什么,而不会浪费你的精力。《五行志》用“天人感应”理论记录灾害。如果排除迷信,记载的水旱虫灾地震都是有用的史料,应该浏览。

边读边研究,容易产生兴趣,容易深入阅读。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的矛盾入手,做一些研究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为《旧唐书》的传记多以真实记载为主,传记多以台词和家世台词为主,而这个人的台词和家世台词并不重合。此外,通过各种渠道的采访,《旧唐书》本身在讲述同一件事时往往会有出入和矛盾。此外,《新唐书》、《通鉴》等记载与《旧唐书》存在矛盾。

       当然,有些矛盾是无关紧要的,或很容易解决的,如《旧唐书》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先说王皇后和萧良娣被废后,武后“令人皆缢杀之”,后面又说武后把他俩“截去手足,投于酒瓮……数日而卒”,人哪能死两次呢?很明显,后者是采自传闻,而且太不近事理,当系武后的反对派编造以甚其恶。

至于无足轻重的小矛盾,随处可见。既然无关紧要,就没必要在考证上浪费精力。应该对非常重要的事情进行考证。比如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前,按照《旧唐书》的纪律,只有孙昌无极和褚遂良在任宰相。在他死后的第二天,皇太子高宗方又增加了于志宁、张行成、高继福为宰相。根据七八卷和高的传记,他在唐太宗去世前成为宰相。传记来源于回忆录,任命总理一般没有错。《新唐书·卷六十一》的宰相表也与《旧唐书》相同,《旧唐书》的张、高传,按照他们的台词和家世,应该是有错误的。丞相早一年晚一年不重要,但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孙昌无极是唐太宗的妻子和弟弟,也是与唐太宗一起开创玄武门之变的首要人物。没什么资历的褚遂良,因揭发他人有功多次被提拔,是唐太宗极端亲信的私党。只让这个私党当宰相,这说明唐太宗晚年的用人圈子一直在缩小,而皇帝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除掉始皇帝的两个私党。孙昌无极和褚遂良后来被贬杀是必然的,不是皇帝听了武功才这样做的。这样的考证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

       还有些被有意歪曲了的史实也需要作考证,如高祖的太子建成、四子元吉在《旧唐书》的多数地方被说得毫无功劳,《新唐书》、《通鉴》等书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玄武门之变后史官秉承太宗的意旨歪曲伪造了历史,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讲平定东都后只说太宗带了人马凯旋,卷六七李传说“太宗为上将,李为下将”带人马凯旋,故意抹掉元吉的名字,但事实上元吉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当李世民分兵去对付窦建德时,元吉就承担了包围洛阳、钳制王世充的重任,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这个事实在《旧唐书》元吉传里透露了出来,《通鉴》卷一八九据柳芳《唐历》写凯旋时的情况也作“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可见一手终难掩天下目,只要仔细钩稽,被歪曲了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的。

除了考证史实外,还可以选择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在研究中熟悉和掌握史料,就会产生最好的阅读效果。

怎样阅读《新唐书》

了解了新旧唐书的优劣,我们自然知道应该主要读《旧唐书》,因为《旧唐书》保存的史料比较原始,没有《新唐书》变化大。《新唐书》不应孤立地从头到尾阅读,而应与《旧唐书》结合阅读,也就是说,在阅读《旧唐书》的同时,用《新唐书》补充调查。具体来说:

       《新唐书》本纪由于学《春秋》,讲书法,求简,弄得字数不到旧书本纪的三分之一,而且失去了实录的原来面貌,当然不能作为主要依据,而必需依据实录的节本旧书本纪。不过旧书本纪既是实录的节本,在去取上不可能十分精当,有些有用的史料会被旧书本纪弃去不录。而撰修新书时旧书所利用的高祖到武宗以前的实录仍存在,可以被新书本纪所利用。因此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条目当是出自实录,可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

至于下面的武宗,修旧书无据可循,但新书主编宋在武宗以下增加了148卷《第六世志》,可以作为编纂《武宗以下》新书的依据。宋敏要求“在他家的图书馆里收藏3万册,这些书都是稍微学过并熟悉的帝王典故”。增补的记载在史料选择上有其优于武宗以下旧书的地方。所以武宗以下旧书不宜为主,新旧书要结合使用。

       新书本纪有时增出条目,有时还纠正旧书本纪的错误。如僖宗广明元年黄巢攻占长安后,官军反扑,唐弘夫等曾一度突入长安,为黄巢歼灭,其事旧书本纪记于中和二年二月,宋补《僖宗实录》、新书本纪则为中和元年四月,今据当时身在长安的韦庄所写的《秦妇吟》,证实宋《录》和新书本纪是正确的。这类事例尚多,读本纪时必须注意。

将《旧唐书》十一部志和《新唐书》十三部志,即《旧唐书》中的两部礼乐志合并为三部礼乐志,增加三部礼、选、兵志。此外,旧书志将更名为《车府志》、《治官志》、《经籍志》将更名为《文艺志》,历法、天文、五行、地理、食货等等

       撰写这十三个志,确实花了很大的气力,《十七史商榷》说新书的志和表在全书中最佳是不错的,它不是像列传那样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一下,有时再添加点史料就成为新传,而是全部另起炉灶,不仅新创立的三个志,和旧书名目相同或相当的十个志也都彻底重新写过。

这十个目标与旧书在内容上最大的区别是文艺志。旧书记载于开元,新书记载于晚唐。因此,唐人的作品主要使用志。与旧书相比,新的地理志也有许多损失。旧志总序说“天宝有十一年地理”,河北路尽头也说“今日记天宝城坪地理”。但在记录州县沿革时,仍偶有提及元和、长清、大中、景福乃至天府、天佑的情况。根据《十七史讨论》第79卷的文章《天佑》,新记载推测“叙利亚不同。”史念海《两唐书地理志交叉考》在阅读新旧地理志时,可以作为参考。

       旧书职官志开头有自高祖到肃宗至德时职官的增损沿革,有正从九品上下阶的职事官、散官、勋官、爵的名目和所作的解释,新书百官志则概行删削,而写了一大段宰相制度和翰林学士制度的沿革,这些都很有用,都应细读,其他职官名称及职掌的大框框虽无甚出入,所述细节及所附加的小注仍多异同损益,也可互相校勘补充。

与旧书相比,新书《食粮志》增加了一卷米露、后分田、公有田、俸禄、物质、金钱等文武官员制度沿革的记载。其他记录有详细的描述和它们之间的异同。比如说“非蚕乡失银十四两”的租庸调制度只能在新的记载中看到。在新书中,删除了旧书音乐记录中包含的所有动作,而仪式部分则按照吉祥、客、军、婉约、凶礼的顺序改写。此外,车服、历法、天文、五行、刑律五录等新书与旧书都有详细的异同,应同时参考阅读,不容忽视。

       至于新书新增的三个志,选举志写得还算好,和其他记述唐代选举的文献相比较,《通典》选举典只讲到盛唐,《唐会要》选部、贡举二门所录原始史料虽多,也苦于零散而无条理,新书选举志则对将近三百年的始末沿革大体讲出了个头绪,而且所讲又是关系到唐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大事,应该认真阅读。

军事志讲唐朝的军制和马正,当然是一件大事。《唐·姚辉》记载的军事制度史料过于分散,《通典》的军事志只谈战例而不谈制度沿革,因此有必要在新书中增加军事志。遗憾的是,知止的讨论很多,但组织不清,史料不够丰富。比如“唐有天下二百余年,兵大势三变。繁荣初期有政府军。官府兵废后,虽废,方镇兵盛”,与事实不符。驿骑在唐代军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我们的时代被拯救了,直到唐撰写《唐代军制演变》才得以解决,可见这种军事野心确实不尽如人意。当年的新书编辑鲁分别写了三卷《兵书》。见《县斋读书志·曲本六杂史类》,可惜未传世。唐·常茹又撰《唐书兵书·郑志坚》四卷,引用大量文献,考证了《兵书》的历史渊源,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是阅读新书《兵制》和研究唐代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新书新增的还有个仪卫志,可供研究仪仗服饰参考,不必细读。

       《旧唐书》无表,《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有表的老传统,编撰了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种表。这种所谓“旁行斜上”的表当然无从通读,只能粗粗地翻一遍,知道表里有点什么,以后需要时去查。

在这四种表中,宰相表是继承韩曙的百官或大臣表制作而成的,记载了某一天宰相的任免,并有姓名和具体的称谓。在总理网格下,还有三个分部和三个公众,记录了三个分部和三个公众的任免。以后的表传记史几乎都是仿照这种格式来编制宰辅表、宰相表、三公表甚至七卿表,以显示中央统治者任免的演变,缺点是唐玄宗开元以来,中国的宦官一直掌握着大权,成为内大臣,被称为外交大臣的宰相。《新书》并未编有详细的宦官表,而是按照年、月、日的名称表,列出了内监、唐朝、左右厕神上尉等重要的内职。

       另外,翰林学士后来也有“内相”之称,比徒有虚衔的三师、三公重要得多,新书也没有在宰相表里给它增加一格位置。这些可能是修新书时没有考虑到,也可能是史料缺乏,不像宰相任免有实录、本纪可资依据。现在新书的宰相表和本纪是大体相同的,但使用时也要随时参阅本纪包括旧书以注意其有无违异。

《方贞表》是根据中晚唐藩镇割据的特殊情况编纂的,可追溯到盛唐时期。各藩镇逐年详细记载,包括名称的增减和区的盈缩,清理了零散藩镇割据的线索。在研究唐史,尤其是中晚唐历史时,我们应该经常参考这张方真表。但此表记载的沿革“与旧方志所列至德后四十七位使臣及杜“通典”州县门不同”,也与唐第78卷《我们的时代》记载的不同,故应注意使用。这个表的缺点是没有列出各个镇的先后年代名称,直到近代吴写《汤芳镇年谱》才补上这个缺憾。

       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性质相同,不过宗室世系表是就李唐宗室分房表列世系,宰相世系表是按任职的先后分别列出各姓宰相的先世后裔,每一格列一代,如第二格为第一格之子、第三格为第一格之孙则二表相同。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即重视门阀谱牒,《隋书》经籍志在史部专门设立了“谱系”这个类目,着录了许多帝王谱、百家谱、某氏某家谱,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讲门阀、修谱牒之风还未完全消歇,旧书经籍志和新书艺文志里都有谱牒类着录了前代以及唐人所编撰的大量谱牒书,因此新书编制这两个世系表既有必要,也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凭藉。

现在除了林宝的《元和行安祖》之外,唐人编纂的所有家谱都已失传,所以这两张家谱表更有价值,与《元和行安祖》具有同等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唐代达官贵人的家庭关系,验证士族是否压制民女。缺点是这个家族中必须有人是宰相才能被列入宰相世系表,没有宰相的家族世系在这个表中是查不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因为注重门阀,伪造家谱给自己带一些有钱的祖先也并不少见。族谱表往往与元和氏所载族谱和出土的唐代墓志有出入,可能是伪造的。使用族谱表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新唐书》的列传从史料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根据《旧唐书》列传节略改写,这就专读旧传即可,引用时也只能引用旧传而绝对不能引新传,因为尽可能引用比较原始的史料是从事科研撰写论文必须遵循的原则。

有一种情况,旧传用于新的传承,但增加了一些史料,有时增加的史料较多,有时根据其他史料与旧传有所不同。《于越丛考》第12卷第一篇文章的标题说“新书传记比旧书增加了2000多条事迹”,《丛考》和《二十二史札记》第17卷的这篇文章,都与旧书增加新书有关。此外,清代沈秉桢的《新旧唐书并钞》一书也可资借鉴。问题是新传记中使用的这些新史料从何而来。《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七指出:“柳岩、李泌、鲁直、姜立、高骈、高力士六传,经数次增入旧书,而盖柳岩传则以陈建论柳岩功德两害两利为根据,而李泌传则以此为根据,当然,这类传记还不止这些。比如新书《安禄山传》明显抄袭姚汝农的《安禄山事迹》,其他的更好考。因为历史来源不同,他们的可信度也不同。比如《安禄山事迹》、《高力士传》、《鲁论》都是可信的,而的《叶后氏传》是说“话多”的新书。"

       还有一种情况是旧书无传而新书增添的传,为数极多……以上是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一“新唐书目录”条所开列,再加以订补的一个单子,抄在这里供读者使用。这些传里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不见于《旧唐书》的,其来源前人只找到很少一些,大部分应是和《旧唐书》中晚唐列传一样根据私家传、状、谱牒或采访所得,其价值不亚于中晚唐旧传,应该配合有关的旧传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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