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英文 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第一部杜甫研究专着 为何难以出版

杜甫诗歌是洪业大半生的学问。十四五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杜诗镜铨》。1942年，身为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将近半年。出狱以后，他辗转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到1948年，他在哈佛大学讲授关于杜诗历史背景的课程，在耶鲁大学等机构也发表过关于杜甫的讲演。在此基础上，他撰着了一部两册的英文着作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上册选译了杜甫374首诗来描述杜甫的生平和时代；下册是子注，注明出处，比较中外翻译，辩驳前人之误。由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杜甫研究专着，这是第一部，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杜诗传播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

《叶弘》写于1948年，出版于1952年。在这四五年里，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蒋介石政府垮台的震惊到新中国的排斥和冷漠，美国人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叶弘对杜甫的出版可谓煞费苦心。

       笔者2009年赴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Dr. Raymond Lum的帮助下，查阅了洪业保留下来的所有书信、文件。其中，洪业为出版此书而来往的信件，多完好保存。本文以洪业信件为基本线索，梳理《杜甫》一书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包括洪业对自己着作的看法。不论对于杜诗研究，还是海外汉学，这都是不无意义的。

鸿业

出版前颇费周折

1948年9月，叶弘写完《杜甫》后，洪夫人出面联系她出版。首先，我联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出版机构，他们确定了出版机构。该机构的露西尔·格列佛写信给洪晔夫人:

       我怀着极大的兴味拜读了洪先生的《杜甫》，受益匪浅，很愿意出手相助，使之出版行世。这书非常专业，读者群可能非常有限，因此销售很慢。所以需要时间，等有识的出版商愿意为之投入财力。也有可能将来会得到经费资助。John Day Company的Walsh先生现在尚未最终拍板，洪先生可以下星期和他商讨此事。

赛珍珠在美国创办的出版社“约翰·戴公司”被翻译成中文“庄泰公司”。这家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如林语堂的《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沃尔什先生是出版社的社长，也是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

       洪业接信后，于9月27日立即回复，说：

你9月24日给我妻子的信热情地帮我联系了出版社，要我写一本关于杜甫的书。我们非常感激。我今晚要去纽约参加明天的一个会议。我知道沃尔什夫妇星期二才在纽约，所以这次我不能见他们。10月12日，我将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会议。也许那时我可以去拜访沃尔什夫妇。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修改稿件的建议。你的建议将对我写和打印未来的章节非常有帮助。如你所知，英语不是我的母语。虽然我已经为它奋斗了很多年，但我仍然不能熟练地使用它。

       洪业虽然早年留学美国，后又来美国任教，发表过英语论文，但是对于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总是信心不足，多次说到自己运用英语写作的困难。

10月11日，露西尔·格列佛将沃尔什的评论转给了叶弘，意思是:

       我收到你的信，说洪煨莲这个月底要来见我。我已经阅读了他关于杜甫的部分书稿。正如您说的，我知道洪博士，自然对他做的一切感兴趣，我很认真地处理这部书稿。但是，很遗憾，我们若出一本关于杜甫的书，肯定要亏本，即使如你说的有出版资助。对于你送来的部分书稿，我很感兴趣，特别是他讨论Florence Ayscough和Amy Lowell的翻译。我自己很早就对杜甫感兴趣，但是过去几年里我们试图让美国民众对另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苏东坡发生兴趣，出版了林语堂着的《苏东坡传》，题目为The Gay Genius，结果却令人失望。尽管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是一本高质量的传记，但我们也没有达到预期的销量和反响。我担心，鉴于目前美国民众对于中国事务的挫折情绪，出版像洪博士此类着作是不可能赢利的。当然，情况会改变的，因为过去二十年对中国的兴趣随着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形势或高或低，所以有朝一日，洪博士的着作会显示其价值。但是，就目前来说，很遗憾我只能将书稿退还给你。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英文名叫《同性恋天才》

       沃尔什基于出版效益的考量，拒绝出版此书。庄台公司出版了大名鼎鼎的林语堂《苏东坡传》，销量并不理想，因此担心出版此书会亏本。

第二年8月22日，露西尔·格列佛写信给洪太太，说他们已经联系了美国最大的教育出版社霍顿·米夫林公司，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得到基金的赞助，就可以出版。8月23日，洪业回信给露西尔·格列佛:

       如果有资助的话，Houghton Mifflin可以考虑出版我关于杜甫的书《伟大的文学是不朽的》，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和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Tu Fu,guest of riversand lakes联系，他们或许对此书有兴趣。

叶弘没有直接去找哈佛大学出版社的Wilson，而是先联系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叶立穗社长，申请了出版基金。叶立穗联系了威尔逊。哈佛燕京学社首任会长叶立穗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化，能看中文书籍，为哈佛东亚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杜甫的序言中，叶弘特别感谢了叶立穗。没有他的帮助，洪业的伟大作品可能永远见不到曙光。

       叶理绥在1950年上半年把洪业的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威尔逊。后者随即请一位专家审稿。1950年9月21日，威尔逊给叶理绥来信说，请了美国一位着名的诗人、评论家，对洪博士关于杜甫的书稿提出一些意见。并附上了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主要意见，一是英语文字表达存在问题，二是注释繁琐。此信转给洪业后，洪业于1950年10月2日给叶理绥写信说：“威尔逊先生和那位评论家对于拙稿的真诚建议，我由衷地赞赏并准完全接受。”另外就是重译了《夜宴左氏庄》和《饮中八仙歌》；他希望找一位能干的文字编辑来修改他英语文字与表达的不当。如果文字编辑能找出文中一般读者不感兴趣的辩论性段落，他会把这些段落压缩并移至文末作为注释，并重新检讨翻译的准确性问题。后来，一位叫Duffy的女士帮助洪业修改书稿。叶理绥、威尔逊和洪业三人继续讨论如何处理过于学理性的注释的问题。三人的共同态度是把书稿分为两个部分，分开出版。一个部分为文本主体和译诗，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即《杜甫》;另一部分是注释和索引，只有专业研究者才需要，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物，算得上是前者的附录，即《杜甫》下册。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

叶立穗、威尔逊和叶弘的共同态度是将手稿分成两部分，分别出版。一部分是正文和译诗，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即杜甫。

出版后反响热烈

这本书出版后，《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本书对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充满大灾难的八世纪诗人杜甫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对唐代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纽约杂志《星期日镜报》发表评论说:“当你翻开洪对杜甫生平和诗歌的记述，时间一下子滑到了几个世纪以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如此坦率和聪明。你会认为他对我们的世界有很多话要说，他确实这么做了。这位八世纪的中国诗人，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对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叶弘的《杜甫》在西方汉学引起强烈反响。

       早在1950年11月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着名唐史专家Woodbridge Bingham致信洪业，说他这个学期在教一门关于中国唐朝的课，问洪业先生关于杜甫的书是否出版了，他想拜读并推荐给学生。11月15日，洪业回信，谈及出版的困难，其中说“既然我在杜甫研究上已花费了40年，既然杜甫等待了1130余年才进入我的关注视野，我当然乐意再费几年时间使我的着作出版”。

1953年2月7日，康奈尔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哈罗德·沙迪克写信给洪业:

       我首先想告诉你，这个假期我拜读你的《杜甫》，非常兴奋。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着作。你不仅给了读者关于杜甫的基本事实，而且引导读者去品赏、阐释杜诗。我拜读后觉得第九章是个亮点，特别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和《绝句慢兴九首》，翻译得很巧妙。我要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讨论。我已经订购你的《注释》一书，我很想结合杜诗原文、你的注释来重新阅读《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有了这样的材料，我们才有希望在像我开设的中国文学翻译课上把中国的瑰宝展示给学生。

1952年5月25日，美国著名诗人文森特·费里尼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他深爱着诗人杜甫，并在当年的加拿大诗歌杂志《接触》第三期发表了一首纪念这位伟大诗人的诗，题为《遇见杜甫之后》。这首诗附呈。信件和诗歌从哈佛大学出版社转移到鸿业并保存。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Your voice

让更多的雨滴落入草丛

       of my memory.Wait,I shout,

但是竹子的黄光消失了，我知道我会有的

       to bide for another time before we’ll meet again,and console myself

伴随着雨滴的歌声

       plopping on each blade,trickling down,

每一支矛告诉我蓝天无处不在，分组也是如此

       for peace.I sit on a boulder

我的脚在山间池塘里

       and listen to the thatched roofs singing his poems to the bullfrogs

我看到他的笑容，一样

       smile he gave his wife on his return

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旅行。

       The raindrops fall on my hair,

顺着我的脖子和脸滑下去，

       And I am bathed in the spirit

他的国家

       His people older than stone,his heart

在我的。在这个圆石池边

       hearing even in the midst of sorrow

艰难和饥荒

       laughter,the gigantic hope of a childlike people

我看到你就像在梦中一样

       a dream calling to me

穿越海洋加入你们

       wet to my bones with your sorrows

我试图离开，但水

       Holds me fast and after mych travail

知道当我的人

       Feel this waterpool is yours

就像我们的一样，我会的

       free to join you.I am still here

被鸟蛋和蒲公英喂养

       waiting however long it

可能是再次拥抱你。

       6月27日，洪业给诗人Vincent Ferrini回信，其中说：“我很有兴味地阅读了你的诗歌《遇见杜甫之后》。令我喜悦的是，杜甫1200年后，在遥距大唐帝国五千英里之外找到了知音。”

也有很多学生和青年学者写关于杜甫的文章，写信向叶弘请教。1955年2月19日，梁实秋致信洪业，说:

       弟于七八年前有志于研读杜诗,得先生主编之《杜诗引得》，不仅检翻便利，卷首序文对版本叙述详细，使弟获益尤多。曾耗两年时间按图索骥，购得各种版本六十余种。惜乱离未得携来台湾，是一大憾事。闻先生又有英译杜诗出版，弟尚未能一读，怅惘之至。

给那些有最好的话来表达自己最好的感情的人。

       为什么洪业一生如此挚爱着杜甫？除了少年时期受到父亲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时代的相似。据洪业发表于1962年5月8日《南洋商报》的《我怎样写杜甫》回忆说：“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芦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嶔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洪业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杜甫“诗圣”的桂冠有自己会心的解释：

我很佩服梁启超任公先生四十年前的一句话:“爱圣人杜甫”。在我心目中，这篇文章启发了一套思路:所谓诗圣，应该是指一个有最好的文字来表达自己最好的感情的人。只有真正深情的人，才能算是人。只有真正能表现感情的人，才算文志。可见重心在爱情。何谓爱情?多情而不为义，就是多情。爱与义是最好的感情，也是最好的义。情感中的关键要素是“为他而生”，仁义中的关键要素是“克己”。

       洪业自己的人生亦可谓是“情义恰合”，他刚到美国麻省波士顿时，租了大套房子，收容了不少从大陆来的友人。他教育女儿多为他人着想，乃至大女儿霭莲到处周济穷人，还和夫君发生矛盾。

       1942年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时，他请求狱吏“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监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学术着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可我的要求”。杜甫精神，过去曾激励李纲、文天祥等无数志士，千年之后，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同样在激励着像洪业这样的学者。这就是诗人精神的不朽。

1942年，当被日军投入监狱时，他要求狱吏“让我的家人把杜德的副本或杜诗的副本放在任何一本要投入监狱的书中，让我阅读。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拒绝向胡沅投降。在狱中，他收集了杜的句子，写了200首诗。恐怕我不能再做学术工作了。不如跟随文山的脚步，借用杜的句子，留下一两百首诗写我的一生。恨日本人，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杜甫的精神曾经激励过李纲、文天祥等无数仁人志士。一千年后，像叶弘这样的学者也在国家处于危险的地方受到鼓舞。这是诗人精神的不朽。

叶弘写了《如何写杜甫》

       1952年5月3日，洪业给Ruth Cranston写信谈论《杜甫》：

无论如何，写这本书的辛苦，让我暂时忘记了当下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平淡场景。

       同年10月13日，洪业给同样寓居海外的Harry Sung寄去新出版的《杜甫》，并写信说：

写这本书让我在流亡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造成杜甫苦难的唐朝糟糕的政治、叛乱和内战与我们的时代非常相似。我会送你一个。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值得注意的是，洪业痛恨日军的侵略，痛恨旧政府的腐败，但由于他1946年就离开祖国，对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缺乏了解和同情，称自己是处于流亡之中，于是，借杜诗来寄托自己对时世的忧愤，对故国的思念。今天我们读这部书的中文本，对洪业当时特定的思想和心态，应该有所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