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 中山大学老校长黄达人：大学前任领导不该对现任领导指手画脚

【编者按】

4月22日，中山大学团委官方微信发布《黄大仁:人才培养访谈报告》，这是老校长黄大仁做的一篇人才培养专题报告。报告提到，党委书记郑，校长，在今年的春季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到了人才培养问题。因为黄老当时正在调查这个问题，学校的两位领导本来打算让他给学校党委中心组的成员做个汇报，正好赶上第二次珠海会议。两位领导人只是想扩大受众，所以他们有了这个特别报道。

        在汇报中，黄达人说，从校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对教育部抱的态度是“两个不”：不做在野党，不做应声虫。对学校的态度，一是做保皇派，谁在位置上就支持谁。二是只被动地提出建议。教育部巡视组领导曾找我谈话，我说，本人没有任何话需要通过组织向现在的领导班子转达，而且我认为，作为大学的前任领导不应该对现任领导指手画脚。

半年多时间里，黄大仁重点拜访了既有国内留学经历，又有海外留学教学经历的“985”大学的院长；我还采访了几位对人才培养有深刻想法的大学校长，请他们谈谈人才培养和他们的做法。预计本期《大学基础》访谈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

        以下是他关于人才培养访谈的汇报全文：       

黄大仁

关于人才培养访谈的汇报

先生们:

       在2011年夏季工作会上，我曾应郑书记、许校长之邀，向全体中层干部做了我访谈24位“985”大学书记、校长情况的汇报，题目是《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在今年学校春季工作会上，郑书记和罗校长都特别提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因为我这段时间正在调研这个问题，所以，郑书记、罗校长准备让我向学校党委中心组成员做一次汇报。正好有第二次珠海会议的机会，两位领导想干脆把听众范围扩大些，就有了今天向各位的汇报。

在今年的学校春季工作会议上，郑书记和罗校长都特别提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我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郑书记和罗校长准备让我向学校党委中心组的成员做一个汇报。正好有第二届珠海大会的机会，两位领导想简单扩大一下受众，今天就给大家做个汇报。

黄大仁作了人才培养专题报告

       当年我就说过，谁做校长就支持谁，现在还是这样。从校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对教育部抱的态度是“两个不”：不做在野党，不做应声虫。对学校的态度，一是做保皇派，谁在位置上就支持谁。二是只被动地提出建议。教育部巡视组领导曾找我谈话，我说，本人没有任何话需要通过组织向现在的领导班子转达，而且我认为，作为大学的前任领导不应该对现任领导指手画脚。

四年前，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报告谈到了五个方面:更高的目标，与满足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认识规划的重要作用，更加关注学生和教学，更加重视基金会的工作。这次，我只谈其中一个问题，人才培养。

       有些同事可能知道，我在卸任校长职务以后，把工作的兴趣点转向与大学管理者的交流上，而且把这个交流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以欣赏的眼光去分享他们在办学中取得的成就，不断为他们的工作点赞。在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了《大学的声音》、《高职的前程》、《大学的治理》和《大学的转型》等四本关注大学宏观层面的访谈录以后，我希望能够认真地探讨一次人才培养这个看似微观的话题。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重点走访了“四个一”:石、饶毅、、陈士毅等既有国内留学经历，又有海外留学教学经历的“985”高校院长，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在拜访这两位时，我请李副校长和我一起去，因为我一直对医学保持敬畏之心，看不懂医学，我还采访了几位对人才培养有深刻见解的大学校长，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贾森、南京大学校长陈军、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时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请他们谈谈人才培养和他们的做法。预计本期《大学基础》访谈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

       下面，就向诸位汇报人才培养访谈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首先，对什么是大学的基本理解

       1. 大学的根本是人才培养

大学的职能和任务很多，包括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但他们的许多职能和任务最终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反对教学和科研。澳门大学校长赵薇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算机与网络系统部主任。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名校学者曾向他建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要让每一所学校都分一杯羹，而应该让顶尖大学申请，并承诺像他们这样的名校承担同样的研究项目，费用会更低。经过一番考察，赵校长告诉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命表面上是支持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帮助所有学校培养人才，培养人是第一目标。

       2. 大学的本质在于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去年，我们90周年的主题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在我看来，这体现了一所大学的本质，那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

       正是因为大学要关注每一个学生，我们在实施诸如拔尖人才计划时，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所有学生的成长？南京大学陈道蓄教授说起，曾经有老师说，在一流大学，只要把100个学生中的前25个培养好就足以保证学校的声誉了。但是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们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就是100%。访问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他也提到，复旦大学拔尖人才班的学生始终不脱离原来的班级，只是增加部分课程。实际上，我们学校在请甘阳教授来校主持博雅学院之初，就定下是人文高等研究院、通识教育部和博雅学院三位一体，既进行部分学生的博雅教育，更是为了全校的通识教育。前不久，逸仙学院陈敏院长告诉我，逸仙学院的目的是为更大范围学生的教育进行探索，不会因为学生在逸仙学院学习就在评奖学金、推免研究生等方面给予优先待遇。

为什么要厘清大学的本质？在我看来，这涉及到学校本位和教育本位的问题。从学校标准出发，我们倾向于追求学校成绩，关注前25%的学生，关心量化指标，关心大学排名；但从教育标准出发，才能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关心每一个学生，重视教学。

二、教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深水区

目前，不少高校响应“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号召，积极制定综合改革方案。事实上，综合改革计划不同于学校规划和建设计划。《规划建设方案》主要解决“围绕发展目标怎么办？”问题来了，而《综合改革方案》就是要突出“实现目标应该改变什么？”这个问题。

       我对做规划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规划宜粗不宜细，规划不是计划；第二，学科怎么弄，要听教授的；但学科如何布局，行政决策的味道应该更重一些。因为教授的特点是学科本位，否则就一定称不上好教授。在春季工作会上，学校提出了“大团队、大项目、大平台”的思路，我觉得中大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的确是我们的弱项。为此，学校提出为实现“三大”创造条件的倍增计划。我理解的倍增计划，就是在确定的优先发展的学科上首先实现倍增。

这是规划，但如果综合改革方案只涉及宏观，那么教育教学改革永远只有空。比如很多高校都在提出完全学分制或者完全学分制。在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志毅看来，完全学分制的本质是学生自主学习，包括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主选择教师、自主进步。前提是供大于求，即当专业、课程、师资、学习阶段充裕时，实行完全学分制才有意义。

       中国大学的现状是“宏观改革轰轰烈烈、微观改革冷冷清清”。即便是教学改革做得比较深入的南京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陈骏校长坦言，在南大，教学改革，没有十年二十干不下来，更不要指望三四年就能立竿见影。李志义副校长也告诉我，目前改了300多门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只占总数的10%~15%。因此，教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深水区，既要触动灵魂又要触动利益，教学改革依然是一场攻坚战。

为什么教学改革这么难？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

       1. 源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思维

教育行政部门往往对大学进行工程化、项目化、碎片化、量化管理。和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一样，有量化的硬指标和硬任务，而人才培养的指标是软的。

       2. 是由于大学管理者的自我定位

我们总说大学不同于政府，但实际上我们在做绩效项目，追求数据绩效。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人才培养上，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究竟要不要关注指标？我认为，对于指标要两看。一些指标确实反映了学校的发展思路，例如，张杰校长告诉我，上海交大把科研经费尤其是自然科学基金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导向在追求。他认为，之所以强调自然科学基金，是因为它体现的其实是大学的创新活力，而这是上海交大培养创新性人才所必须的。但是，有些指标也有盲目性。比如说，国际化这个指标，一些人认为通过留学生数量来体现，拼命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是西工大汪劲松校长说，所谓国际化，很简单，就是三个字，“跟谁玩”。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国际上和那些学校在交流，就体现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后来，我加了三个字，“玩什么”，同样是交流，向别人学习和与别人合作是两种不同的程度。又如，研究型这个指标，一些人认为就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拼命增加研究生数量。时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李建成就认为，研究型是要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要把科研成果及时地渗透到教学当中。我认为，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即使是本科生，也要注重通过科研来培养学生。

我当校长的时候，不提倡给学校和学院定目标。我更喜欢把目标看作结果，而不是目标。比如根据ESI指标，我校16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记得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陈同志在会上提出要特别关注ESI指标。之前没有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听了陈部长的讲话，冷汗就下来了。我下定决心仔细研究它。我也跟其他同行业的学校领导说过，我们学校要争取在“985”三期期末有两个学科进入前1%。因此，CUHK有9个学科进入了前1%。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没有刻意追求这个指标，但客观上这个指标表现不错，让我感觉像是“突然回头”。

       同时，我并不认为讲指标就有错。去年，在华中科大做本科教学质量审核评估时，罗校长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常务副校长，他与我就大学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讨论。我认为，大学的治理模式也有多样性。可能在北大、复旦、南大等传统的综合型大学的治理模式会比较注重氛围的营造；而在清华、浙大、华中科大等传统的理工科大学可能会比较讲究指标。我认为，不同的治理模式，没有对错，只要看是否适合学校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需要。用李延保老书记的话说，大的方向确定下来，不过是一个选择。对于我而言，现在更不愿意轻易说别人对或者错，有人说我是成熟了，其实我知道，是老了。

现在我特别理解罗主席面临的紧迫感。他不能等一天算两天，等五年再掰成十年。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曾经和罗校长开玩笑，他有两个大事，一个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一个是拿到“2011协同创新中心”。其实有两件事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一件大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工作要点里，也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一流标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实施”。实际上，罗校长所说的进入第一方阵，就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常态化建设行列。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常态化的意思是以后对于这些大学的拨款不再按照项目来拨，不再单纯以指标来考核大学。但是决定谁可以进入第一方阵，又必须要看指标。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追求指标，目的是为了不要被那些工程化、项目化、碎片化、数量化的指标所左右。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如果进入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去争取世界一流学科，但是中山大学学科的特点是学科间的水平比较平均，很难说哪个学科占有绝对优势，某种意义上来说，争取世界一流学科，可能更为困难。

我们来谈谈“2011”计划。在我看来，“2011”计划是进入第一方阵的最低标准。徐宁生校长曾告诉我，这是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我个人而言，我曾担任过第一批“2011”计划科学前沿组评估和现场考察的组长和第二批行业组组长，因为成为组长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组没有参与项目。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到第三批的时候不再当组长！事实上，从过去两个艰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够。因此，在我看来，下一步需要总结和调整。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了我校三个协调创新中心的讨论。我想今年我的梦想应该会实现。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也跟罗校长开玩笑地说，我退了，许宁生跑了，两座大山现在全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压力山大可想而知。因此，我很能理解罗校长在春季工作会时通过指标来充分表达与第一方阵差距的这种方式，其实他是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的努力方向。至于如何进入第一方阵，我认为，并不是要把谁拉下来，而应该反过来想，第一方阵的阵容是可以扩大的。在这个方面，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的浙大和南大给我们做了榜样，当时这两个学校没有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行列，但是浙大的路甬祥校长和南大的曲钦岳校长毫不气馁，带领两个学校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现在不是稳定地站在第一方阵吗？同样的道理，现在讲第一方阵，也不是说固定只有几所高校，我们和前几所高校的差距逐渐缩小，那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一方阵！2006年，在第六届教代会上，我们提出建设“居于国内一流大学前列、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2012年，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建设“文理医工各具特色融合发展，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进入第一方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全校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对此，罗校长提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要实施分步走的战略路径，进入第一方阵并无明确的时间表，我很赞同，但时间真的是非常紧迫了，我们应该一起努力，缩短与第一方阵的距离。

罗校长是作为一个新人来到的。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我注意到他对CUHK历史的尊重。在我看来，一个校长去新学校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在和罗校长聊天时，多次提到陈寅恪先生。不要以为理工科老师对陈寅恪先生不熟悉。我可以举几个理工科教授崇拜陈寅恪先生的例子。在一次聊天中，罗校长提到，他原本打算在就职演说中向陈寅恪先生致敬，后来被告知在那个场合发言可能不合适，不如在其他场合发言。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告诉我，他曾在2009年陈寅恪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学者要脱俗》，文中提到陈寅恪先生，“学术精神的本质归结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与‘摆脱庸俗真理的束缚’是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学者必须脱俗。”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清楚。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这两句话，大家可能更注重抵御外界的干扰，尤其是在学习上不受政治的干扰，但更重要的是学者对自己的要求。

       罗校长刚来不久时曾跟我聊天，他以后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是留在广州还是回到武汉。我告诉他，虽然我的身份证还是杭州的，但是我主要住在广州。我还说，作为校长，首先是中大人，然后才是中大的校长。中大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罗校长表示赞同。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因为我知道他正在领衔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和大科学装置，我希望能够落户在中大，壮大我们的科研力量。

作为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局外人说话是非常不同的。有些话对于外人来说，我们认为是批评，就更难以接受；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关上门说什么都无所谓。即便如此，春季工作会议结束后，罗校长打电话给我，说他在会上感觉像个大人一样好。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说得太多了。我想这一切可能都是我造成的，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你应该以成年人的身份说话。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把校长当成一个中年人，让他的很多话都好听。

       3. 教学改革其实是教师的自我革命

教师以学科为导向。有些老师，尤其是大牌教授，认为自己的课程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课程不重要。

       对此，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院长认为，现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两个突出的问题是核心课程过多以及核心课程讲不深。而后者更难。对此，饶毅说，对于现代生物学，核心课程只有四门，学完这四门核心课程，现代生物学的框架就能基本掌握，包括他自己的课都不是必修。对于这样的老师，我是很敬佩的！

第三，教学改革需要注重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在教学改革方面，大连理工大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学改革涉及到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关注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顶层设计到课程，形成了体系。

1.明确人才培养方向是大学教学改革的逻辑起点

       在访问时任北大工学院院长陈十一和上海交大张杰校长时，我专门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如何认识21世纪工程教育的定位？陈十一院长的回答是：不仅是培养工程师，而且要更加关注工程科学家的培养。张杰校长的回答是：把工科教育变成工程科学教育。大连理工大学也明确提出“精英教育”的培养定位。我认为，对于这类大学，人才培养定位的眼光要更加长远。

明确人才培养定位的目的是围绕定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林建华校长表示，他在专业和浙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人才培养的定位，然后根据这个定位全面修订人才培养计划和实施方案。

       就我访问的“985”大学来看，普遍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例如，西工大汪劲松校长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他告诉我，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杨玉良校长也说，复旦在提出“坚持通识教育的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自我管理，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人才”的培养定位以后，全校开展通识教育，连专业课程都按照通识理念去设计。

去年颁布的《中山大学章程》提出要培养“具有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远大志向、人文情怀、开拓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社会人才”。这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定位吗？如果是，是否应该考虑在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匹配这个岗位，才能达到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学校要有人才培养的定位，但同时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南京大学提出“三三制”的教学改革计划就是以因材施教为出发点的，提出了“三个阶段、三个方向”。我想，作为大学，应该有不同的路径供学生选择。今年一月份，由教育部综合改革司牵头，在我校召开了“新常态下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问题与挑战”工作研讨会，我也有幸参加会议。在会上得知，我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创新创业与课程学习之间的平衡，是否有一个更为恰当的评价标准呢？

2.把课程体系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很多人认为课程体系建设是大学管理微观层次的事，没有提高到学校战略的角度。我到美国访问的圣托马斯大学陈思齐校长就以课程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实现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升。因此，我校还专门邀请他到学校做了一场报告。我认为，对于课程体系的关注，实际上是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核心。

比如陈军校长告诉我，2012年南京大学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求所有院系对世界一流大学相同或相近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然后各学院院长汇报研究成果，以及未来如何完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计划。后来又见到了陈军校长，他告诉我，下一步NTU工作的重点是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努力把每一节课都做好。

       3. 重视教学保障体系的建立

最近，我参观了中国三所独立的中外合作大学。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更多地参考了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他们普遍认为，为什么英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能得到保证？因为有系统保护它。学生害怕懒惰，因为老师害怕懒惰。如果老师怕偷懒，他们的要求很严格，学生永远不会偷懒。老师为什么不能偷懒？因为有人在后面看着。英国大学害怕懒惰，因为他们在校外接受监督。为什么校外的人不敢偷懒？因为是由QAA指导，所以英国所有大学都要接受其质量审核。每隔几年，QAA都会审核所有学科和大学，所以大学不敢偷懒。没有人敢偷懒，教育质量就有保障。近日，我校金融系副主任黄贵受教育部金融司委派赴英国学习内部控制制度。回国时，她提到，在英国，内部控制贯穿于大学事业发展建设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财务方面。

       在外部审计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专门提到了建立国际化评估对于大学国际化的意义。他们每年都会请海外各领域的知名教授来校，针对相关的几个专业进行评估。这样，既使专业接受了评估，同时也让海外的同行了解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水平的情况，这对于学生留学，甚至对于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都有一定的帮助。

我始终认为，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让我们的学院、学科、专业接受国际论证。我们管理学院和凌源已经通过了英国、欧洲和世界三大认证，目前国内只有少数院校取得了。在我看来，这已经向人才培养国际化迈出了一步。

四、关于教学改革，学校不同层面的侧重面不同

在我看来，教学改革有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别对应着校长、院长和教师三个层次。面对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1. 校长要有理念

我有幸多次参加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面试时有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校长，如何加强本科教学？几位考生提到了优秀的课程、教材、实习等等。只有一位候选人明确提出要落实资金，制定政策。在我看来，这种把握应该比较合适。在大学里，每个人都应该重视教学，但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侧重点。

       校长要有理念，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有所发展。大学管理既是接力跑也是马拉松，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政策。上海交大张杰校长把“交通”这两个字做一个全新的诠释。他将《易经》里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注入到了对“交通”的解释，其实给校名赋予了新的内涵。

比如我们今天在珠海开会。当时，由于扩招的需要，珠海设立了几所学院，教师人数没有增加。因为所处的阶段不同，是否应该调整珠海校区的定位，更好地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

       2. 推动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院长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指出，作为院长，他赞同NTU提出的“三三制”教学改革。我认为，只有学校和学院达成的教学改革政策才能真正落实。我也认为教学需要学院高层领导的重视，而不仅仅是教学副校长。因此，重视教学，尤其是课程改革，需要学院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学院院长要有所作为。

       饶毅院长根据他自己的经历，直言他在北大所建议的教学改革的所有步骤，学校都同意。而且，他认为，教学改革的阻力，不在教育部，也不在学校，关键是看院长是否负责任地做这件事。

在这方面，我可以看到很多院长都是亲自动手教学的。比如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就亲自上过通识教育课。又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学生工作不能只靠辅导员。他经常给学生讲课，告诉他们他的情感经历。又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陈国强被称为“信仰院长”，因为他通过博客与学生交流，鼓励他们树立信仰。我还了解到，岭南学院在徐新忠院长的领导下，进行了本科教育改革，发布了《岭南本科教育改革报告》。仔细阅读后，我被深深打动了。岭南学院，从院长袁殊到院长徐新忠，都有着重视教学的传统，这也是我们学校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

       北大医学院柯杨常务副校长还提出，在推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作为院长，不推不行，但是光杆司令一个也不行。在任期间，她和她的管理团队几乎推动了医学院全部课程的改革。总结经验，她认为，这是因为她作为医学院院长，手上有资源可以调配。

在我看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高校的两级管理。我特别欣赏杰森校长从“办学”到“医院办学”的办学理念。用他的话来说，上海交通大学的优势是团战，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把学校的大引擎变成30多个小引擎，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

       又如，林建华校长在重庆大学设立了几个学部，相当于学校的一个派出机构。他说，学部设立的目的，不是从学院收权，而是从学校放权。把发展性的事务，包括队伍建设、学科调整、规划、教育改革等，放权给学部来管。

3.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

       老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影响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北大医学院柯杨院长提到，对于医学生而言，老师的榜样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校时，老师怎么对待学生，这些学生以后走上社会后就会怎样对待病人。

尤其对于“两课”来说，不仅是知识点的讲授，更是教师的示范作用。正如大连理工大学李志毅副校长所说，德育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现在我们把它简化了。同样，高校辅导员队伍也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对学生的管理，而应该强调对学生的引导、示范和服务。教学方法方面，前两天我在武汉遇到几位研究制作微课的专家，我问他们通过微课提高“两课”效果的可行性。他们认为这是绝对可能的。

       刚才提到了校长、院长和教师对于人才培养的意义。比较而言，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院长的作用。回首往事，我觉得当时中大发展的关键是启用一批了年富力强的高水平院长。只有一流的院长，才会有一流的队伍、一流的研究和一流的教学。

4.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

       我始终认为，一个大学，好的行政文化甚至会决定学术文化和整个文化氛围。如果一所大学办得不好，第一要反思是不是行政文化出了问题。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同志曾经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对待你就像我在清华对待老院士一样。对于这句话，我开始没有理解，也没有太在意。后来有一次聊天，谈到了这句话。他说，“我当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时，认为处长、部长是下级，但教授不是；当教育部副部长时，认为司局长是下级，但大学书记校长不是”。我认为，他把所谓大学行政的本质讲透了。让我非常自豪的是，中山大学一直都有着非常良好的行政氛围。我曾经对校办主任陈望南说，做校办主任，首先要做好公文流转、会务、接待等工作。更高的要求是能够协调全校重大活动。最高的境界是把校办办成全校行政文化的窗口，别人一到校办就能感受到这个学校崇尚什么。前年暑假，我们一位校友申请到校内拍摄婚纱照，在申请表上，陈望南只写了“祝幸福”这三个字，校友看了感到非常温馨，发到网上，后来又被报纸报道。我看到后，发了一个短信给他：我曾经说过做校办主任的最高境界，你正在实践着。他表示只是随手而为。我说，值钱的地方就在“随手”，如果是刻意而为之，反而不稀奇了。

良好的行政文化也需要良好的行政生态，尤其是上下级关系。首先，作为下属，你要服从上级的工作安排，这是上下级关系的第一关。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大学真的会变成政府。第二个层次是下级高度认同上级的工作安排，成为自觉行动，这种工作的推进是上下联动的。第三个层次是下属对上级人格的信任。遇到问题时，会主动和上级商量。我主张上级要给下级施加压力，但不要感到压抑，失去沟通的意愿。

       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梁庆寅教授交流过，他做过副校长、副书记、常务副书记。他对于大学副职的定位，让我很认同。他认为，一是要成为校长、书记的智囊，不是简单地服从和执行；二是在执行环节，与处长不一样的地方是要体现组织的价值；三是能够独挡一面，在面对校内危机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为校长、书记留有余地。

我很清楚我的资质平平。当校长的时候，我以为学校的工作是靠大家的智慧一起完成的。我在任职期间，几乎主动要求、梁等教授修改每一篇重要讲话。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大师。事实上，CUHK各个学科都有一批这样的大师。

       在卸任时，我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其抱怨，不如实干。我也相信，我们的继任者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大的未来一定会更好。我和大家一样，会继续全力支持学校的发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