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整理 动手动脚找材料 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开创清史研究新范式

史语所购入内阁大库之初，傅斯年一次因档案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而稍表失望，李济问道：“什么叫作重要的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闻之大笑，从此不提此事。傅斯年去世后，李济回忆起这段谈话，仍有所感：“那时在史言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价值愈高。就这一标准判断史言所刊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没有疑问的都占最高的地位。”

可以说，苏倡导的“史学即史料学”和“上寻青空，下寻黄泉，用手和脚寻找资料”的实践，不仅使历史语言在短时间内“声光升腾”，而且开创了一个长期没有起步的清史研究新范式。

文件排列

如何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1929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至北平。不久，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书组成的明清史料编纂出版会。五人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中朱希祖和陈源都是兼职研究员，参与较少。陈寅恪是档案购买的直接推动者和执行者，但清华也兼任，所以徐中书实际上是负责档案整理的。8月至9月，徐中书先后将存放在天津的李圣多档案转移到北平，存放在武门楼上。

       具体负责整理的是新近招募入所的书记员与工人，傅斯年恐其不能认真整理，与蔡元培、徐中舒商酌制定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规则》十二则，将整理人员分为六股，每股由书记员会同工人两名工作，每日工作八小时、固定休息四十分钟，凡工作时间即闭锁大门，禁止出入，室内亦禁止交谈。档案整理大致可分为七步，费时最多的是去灰与铺平。

当时宇购买这批档案时，它们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纸品店从历史博物馆买了档案后，把原来的麻袋都搬走了。相反，他们被捆上了芦苇垫。档案严重潮湿，甚至成了又湿又烂的纸团。此外，存放时间长，灰尘严重，组织者必须配备手杖、口罩、护目镜等工具。据一直参与其中的李光涛说，“我们一天八个小时爬进爬出纸堆，纸片要展开仔细看。”每次打开档案室倾倒，灰尘升起，室内云雾弥漫；完成初步整理后，扫出来的灰尘装了120多个袋子，堆在端门的门洞里，大概有12000斤。

       待外观清理干净后，随即进行分类，这是最重要的步骤。首先按档案性质与外观，大致分为题本、揭帖、移会、誊黄、各项簿册等项；题本、移会内将事关三法司者单独检出，其余则与揭帖按时间先后分为明档、清初旧档等七类。初步分类后，分别捆扎收贮，重要者则抄录副本以备排印。

李广涛

       最令徐中舒等踌躇的是数量巨大的档案残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李光涛曾尝试缀合了若干题行稿与誊黄，有连缀数十片而成者，但如悉数缀合则无此财力，又不可随意丢弃，只能暂时装袋封存，留待日后缓为整理。第一阶段的整理至1930年9月完成，前后仅仅一年，其成果则是《明清史料》首批十册的印行。

193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整理，因为有11/2的档案无法分类和记录。到年底，已经编制了一份70 000多公斤档案的简明目录，每年都可以索取。

平津危急，档案文献是否南迁

不幸的是，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1933年，热河决口，平金局势紧张。3月25日，除第一组外，时宇学院迁至南京，徐中书留在北平负责。被提拔为助理的李光涛，像往常一样，被监督着和秘书尹、一起整理档案，同时把档案从武门楼搬到北海景新斋和蚕坛。

       对于此部分人员与文献是否南迁，徐中舒与傅斯年很快产生了分歧。傅斯年深恐档案毁于战火，故建议徐中舒预备南迁事宜，他对李济表示，“此一批史料所系不少，若竟失之，弟何颜对院？……国事至此，吾等书生性命真不值一文钱，但愿任内无大过失则死可瞑目矣。”另方面，傅斯年又不肯放弃史语所在北平力争而来的办公场所，恐南迁后为人所占，故又告诫徐中舒务必将房屋妥善托人照管。但徐中舒却不肯停顿档案整理工作，坚决反对南迁。

徐中书

       1933年4月初，徐向傅斯年连发数信告急，傅由南京连夜北上，行前不禁向李济抱怨：“中舒先生恃才任气，绝不校量轻重，瞻顾前后。”傅斯年至北平后，徐中舒论调大变，主张档案悉数南迁。仓促之间筹得木箱，运往上海，但麻烦接踵而至，先是木箱漏水，暂时缓运；而史语所在上海的办公地小万柳堂地狭潮湿，不利于档案保存，傅斯年又四处借屋。待安置妥帖，而塘沽协定签署，华北局势稍安，至1933年10月，傅斯年又决定将南迁档案全部运回。

       此间往返周折半年有余，是时中研院财政濒临崩溃，院内诸所对史语所“大搬家”之举颇有怨言，“或不免疑又是无头绪之局面”，以致身在北平养病的傅斯年不得不敦请李济坐镇南京缓和局面。迁回北平后，档案整理工作于1934年春短暂恢复，1935年成立了新的明清史料编刊会，由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组成，李光涛任提调，刊行《明清史料》乙编、丙编各十册。1936年，李光涛与傅斯年一度产生矛盾，径自辞职离去，档案整理曾短暂陷入停顿。1937年，北平沦陷，内阁大库档案一迁长沙、二迁昆明、三迁李庄，战后回归南京，1949年又随中研院迁往台湾，直到1951年方全部开箱，重新进行登记整理。

来回走了半年多。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财政濒临崩溃，院内各研究所都在抱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动作”，“毫无头绪”，以至于在北平养病的傅斯年不得不催促李记坐在南京缓和局面。迁回北平后，档案整理工作于1934年春短暂恢复。1935年，成立了由陈寅恪、傅斯年、徐中书组成的新的明清史料编纂出版会，任命李光涛为主编，出版了《明清史料》十册。1936年，李光涛与傅斯年曾发生冲突，两人辞职离开，档案整理短暂停顿。1937年北平沦陷，内阁仓中的档案转移到长沙、昆明、李庄，战后又回到南京。1949年，他们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省。直到1951年，它们都被拆封并重新登记。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重新发现端兰鲍超的历史价值

       王国维形容当时之世为“发现时代”，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档案与胡语文献的发现堪与孔壁书、汲冢书并称，而数量上又远过之。一方面，这固然是作为物质的史料本身的发现；另方面，这又是“史料”价值与意义的发现，是史料范围的扩大。易言之，一些此前从未被视作“史料”的文本或器物被史家赋予“史料”的意义，从而成为历史的证据。内阁大库档案即经历了一场“意义再发现”的过程。

清朝建立了复杂的档案保存制度，其初衷是为了将过去行政过程中的“已办结案件”和“旧案”作为参考、核查甚至调查的依据，防止弄虚作假、弄虚作假。虽然在编纂国史、政书时也参考档案，但与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史料保存和编辑完全不同。因此，销毁旧档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那些旧的、没有行政参考价值的档案。光绪二十五年，阁仓墙体倒塌，漏雨。所有被淋湿的档案，都是光绪一年后才“留作参考”的，其余的都被焚化以“避免堆积”。到1909年，阁仓中的档案再次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关注。究其原因，不是它的历史价值，而是宋元时期的残余。

       事实上，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私藏家的兴趣皆在从“断烂朝报”之中检得一二宋元旧椠，这可以说仍是清代学术之余绪，在当时颇被新派学者指摘为“古董式之学术”。1917年，历史博物馆将内阁大库档案移置端门，由旗人彦德主持进行着被邓之诚讥为“可笑”的草率整理，而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参事蒋维乔等人听闻传言，云档案中有所谓“海内孤本”，遂派部员数十人大举清理，工人如检获书册，则赏给铜元四十大枚。检出的善本书页，傅增湘等皆索去过目，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流入私藏。后来李盛铎自罗振玉处收购此批档案，亦是抱有同样目的，陈寅恪与李盛铎接洽时，李盛铎仍对其中可能遗留的善本念兹在兹，陈则颇不以为意：“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罗振宇

       最早意识到大库旧档史料价值的是罗振玉，其在1909年力排众议，方使档案免遭焚毁之厄。1922年，罗振玉与金梁合力购回档案，发愿整理，“十夫之力，约十年当可竟”。罗氏的预期过于乐观，两年后，他已自叹力不从心，检校二十一种大库档案，加上从盛京崇谟阁抄出的一种，汇印为《史料丛刊初编》，随后匆匆转卖与李盛铎。这一时期与罗振玉合作的金梁、沈曾植、王国维，大抵自认为清遗民，故其保存史料之初衷与聚集在史语所、北大等学术机构的新派学者并不相同。王国维曾作《库书楼记》评论道：

我说这本书濒临毁灭，但辅导员又救了它，但这不是偶然，辅导员不可能救它。郭代先民以德服人，法律法规制度以文物繁荣著称。第一，休谟远离富庶，其夫元明以来的历史事件极其亲密，绝对没有死亡的理由。

       概言之，其目的在于表彰、追怀盛清功业，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仍未脱出传统士大夫“掌故学”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进行的档案整理，仍或多或少遵循此种路径。1928年起陆续刊出的《掌故丛编》，虽然辑印了大量史料，但直接促成故宫编印此书的，竟然是在南三所发现的贴有“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之签的一箱“宫中秘件”，编者之初衷仍在“备掌故”，傅增湘序文中特别强调编刊档案是为了“登之掌故，既补官书之罅漏，藉杜委巷之卮言”，沈应奎为许宝蘅代作的题辞中更是强调为《池北偶谈》、《先正事略》、《耆献类徵》一类掌故书补其阙失，以“广轶闻”。        

新派学者的史学视野:形成档案治史的新范式

       新派学者的扩大史料范围的路径则与此截然不同。傅斯年曾有留学德国的经历，根据王泛森教授的研究，傅在柏林期间，德国正持续进行档案文献的出版。1924年稍后，傅的兴趣转向德国史学传统，至少间接受到了兰克学派的影响。陈寅恪的轨迹或大抵相同。或许是受到师友影响，顾颉刚1927年为中大图书馆购书计划中，亦将“档案”列为其中之一。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揭橥凡能研究直接材料、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的，即为进步，否则为退步。同年9月，傅斯年在致信蔡元培劝购内阁大库档案时，更指出其价值所在：

涵盖明清史，私书知有限，而官书历朝变，完全靠不住。政治事实都在这个档案里。而且在明末清初，很多字都是禁忌，官书不信，私揣测不准。然而，在上帝与光明的时代，帝国政府和《明史》都缺席了。此后《明史》修订，编纂《清史》，是第一部有价值的资料。

       从中可以确然看出史语所与傅增湘、李盛铎乃至早期故宫掌故部在看待史料上眼光的不同。不过，在1920年代，这种观念仍仅集中于少数观念趋新的学者群体中，而真正推向整个清史学界乃至历史学界则有待于《明清史料》的刊行。

       1930年，史语所出版了《明清史料》首批十册，蔡元培为撰序文，从史料学的角度强调了两组概念比对：其一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蔡批评“以前的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并希望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可以“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其二是官方文籍与私人撰述，二者各有短长，因而须参酌互证。1935年起，史语所又陆续刊行了二十册，命名为《明清史料》乙编、丙编，而首批十册遂习称为甲编。

1930年，时宇研究所出版了《明清史料》前十卷。蔡元培作序，强调从史料角度比较两组概念:一是直接史料，二是间接史料。蔡批评“前史家滥用间接材料，忽视直接材料”，希望内阁档案的整理能“今后重视直接史料”；二是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各有利弊，有必要相互参照。自1935年以来，历史语言研究所陆续出版了20卷，定名为《明清史料乙部》、《丙部》，前十卷称为甲部..

《明清史料》公布的档案在体例和内容上不拘一格，在整理即临摹排版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些“认为值得流传于世”的档案，曾经收到官书的档案也获得了收入，可以与官书相提并论。所有的档案都是以原文记载的，没有经过考证，甚至在排列顺序上，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傅斯年在《旨》中说，“我们是反对疏浚的，我们只是想整理一下材料，那么事实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一分为材，一分为货，十分为材，无材无货”，这是通过编纂出版《明清史料》而付诸实践的。

       在1930年前后，故宫掌故部重组为文献馆，开始系统整理宫中档与军机处档案，陆续刊行了《文献丛编》36辑，公布了大量档案，不过其采取专题选编的方式，稍异于史语所的“不加疏通”。这一时期的档案刊布直接刺激了清史学界对档案的关注。孟森利用内阁大库旧档，陆续写成《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等讨论清初政治的文章。与之同时，郑天挺则根据清初题本考察了多尔衮摄政的名号问题。李光涛以近水楼台之便，1940年代在《史语所集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考订清入关前后史事，李氏尤其自负者，是其根据顺治元年初的残档以发多尔衮交通李自成共图天下之隐情。此外，如蒋廷黻的外交史研究、汤象龙的捐纳制度研究，都基于细致的档案爬梳，成为本领域内的典范之作。史语所也制定了清史长编的纂修计划，拟将档案按日附缀于《实录》之后，以资比勘，编为清初四朝史料长编与纪事本末。

1935年，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周年，孟森、蒋廷黻、姚从吾应邀讲学，均以档案文献和历史研究为主。孟森谈及史料之间的等级关系，强调唐报、录口供等对历史编纂的价值。然而，姚从吾认为近代史需要从“原始史料”中寻找证据，而写“原始史料”最重要的是档案。历史学家只有利用档案才能了解和报道事实。

       此时距八千麻袋事件仅仅过去十四年，而风气之转移已如此，档案文献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确认与阐扬。傅斯年曾言“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应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重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是对于学术界之贡献，决不致贻误他人”，史语所收购、整理、刊布、研究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努力，可以说不仅在1920至1930年代为清史学界开创了以档案治史的新范式，且其提供的“原料”仍在滋养后来的清史研究，至今而未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