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人 专访︱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后人谈布鲁姆斯伯里

花园广场的生活

最近，三集电视连续剧《花园广场的生活》在BBC热播，又引起人们对上世纪初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兴趣。9月中，一个初秋阴雨的早晨，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边缘一条狭窄迷人砖头铺路的小街上，我采访了弗吉尼亚·尼克尔森的孙女、昆丁·贝尔的女儿。

之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还去了查尔斯顿，那是南方乡下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老房子。一条坑坑洼洼多年未修的水泥路，通向这座简陋的农舍，游人络绎不绝。孩子们正在寻找散落在房子角落的无数雕像:苹果树后面的栅栏，池塘周围的树，花园里的豆子，盛开的月季花。园内繁华热闹，花草的选择不是基于品种，而是基于颜色。老房子也给人一种凌乱不羁的感觉。最耀眼的也是色彩，门框、窗棂、壁炉、床板、桌椅、浴池、瓷砖、灯罩、窗帘，几乎所有能画的地方都有图案。墙上挂着画，桌上散落着颜料...

与尼克尔森的对话当然从她童年时代的查尔斯顿开始，她首先声明：她不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专家，也不是艺术史家，这个访谈，只是她作为贝尔家后代的个人记忆和感受。

弗吉尼亚·尼克尔森、凡妮莎·贝尔和邓肯在查尔斯顿花园被拍摄。摄影师安妮·奥利维尔·贝尔，昆汀·贝尔的妻子。

童年时的查尔斯顿

你父亲昆廷·贝尔在查尔斯顿长大，但你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你小时候，每年夏天都只去外婆家度假。你能告诉我那些假期经历吗？

尼克尔森：我出生在北方城市纽卡斯尔。我父母亲结婚之前，爸爸是位艺术家，有一些家族收入，但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妈妈怀孕后，爸爸得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的一个朋友在纽卡斯尔大学工作，帮我爸在艺术系找了个教职。我妈妈也就放弃了在伦敦艺术协会的工作，跟他迁到北方。很快家里就有了三个孩子，爸爸养家的责任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住在北方，到我十一岁时，爸爸在苏塞克思大学找到教职，才搬回南方。

那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去查尔斯顿，感觉路程挺远的，要过泰晤士河。查尔斯顿远离城市，宛如天堂，让人感受到绝对的自由。它被广阔的南方山丘包围着，走了很长一段路也没人看见。它的花园如此凌乱，花草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生长。

跋山涉水到那儿后，我们最盼望见到的是管家格蕾丝，因为她总是在厨房里烘烤各种蛋糕，她还有一条好可爱的狗，一只很滑稽的猫。我哥哥、我和我妹妹总是住在阁楼里，临时架起小帆布床。因为克莱夫很不喜欢小孩，觉得我们太吵闹，所以，我们是不能和大人一起吃饭的。大房子外有一间小屋，奈莎在里面弄了个小炉子，还有一个水池，所以，我妈妈就在那儿烧饭给我们吃。如果我们表现很好，那么中饭后可以去见大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见奈莎，她很喜欢孩子，这和克莱夫很不一样。我记得她坐在餐厅的那张大圆桌旁边喝咖啡，她会把一块方糖放在小茶匙里，告诉我们那是小鸭子，然后小茶匙带着糖鸭子在她的咖啡里游泳。她一下子把糖块在咖啡里浸一下，白鸭子变成了棕鸭子，她就递给我们吃。我们常常要问她：“能再吃一个小鸭子么？”

本站:当时《瓦妮莎与邓肯之死》克里斯原本在伦敦国家美术馆，邓肯的复制品挂在门上方的墙上，抬头就能看到。我一直喜欢那幅画。它美丽、悲伤又神秘。娜萨和我一定根据它编了很多故事。很多细节记不清了，因为我才五岁，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

奈莎也画过我哥哥，在我哥哥六七岁时。但没画过我妹妹，她去世时我妹妹才两岁。他俩邓肯都画过。那些画都在我妈妈那里。邓肯画我的画像在我家，挂在客厅里。奈莎画的那幅下落不明。我也想知道那幅画究竟在哪儿，可能有一天它会突然出现吧。

邓肯和安吉莉卡

本站：瓦尼莎1961年、克莱夫1964年去世，邓肯一直活到1978年，三个人里他最长寿，您是不是也对他最了解？

尼克尔森:是的，我更了解邓肯。从某种意义上说，邓肯更像我们的爷爷。克莱夫不喜欢孩子，我们也很少接触。当然，我不应该说克莱夫不好，因为他留给我一笔钱。

我十一岁时，我们全家搬到南方，住得离查尔斯顿不远。邓肯常常会周六到我们家来吃饭，他的女儿安吉利卡 也会来，那时她和兔子已经分居，兔子已经搬去法国。

邓肯是一个如此可爱的人，以至于没有人不喜欢他，也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他有一种非常善良和简单的魅力。比如不管他是谁，只要他开始画画，在邓肯看来一定是一幅好画。因为他觉得画画本身就是一种美德，画不好也没关系。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很满足。晚饭后，他一手拿着一杯白兰地，一手拿着一支雪茄，烟灰慢慢地落了下来。有时候我们也一起玩游戏，一个人做动作，让别人猜猜是什么意思。他经常找到一张纸和一支笔，开始画草图。

本站：其他人都去世了，邓肯觉得孤单么？他会与你们说起过去的人和事么？

尼科尔森: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格蕾丝退休了，买了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了。之后，查尔斯顿萧条，没人打扫，墙上的油漆剥落，花园荒芜，池塘长满了杂草。邓肯一个人住在里面，我经常从家里走到那里，有时会感到难过。但是邓肯并不难过，一点也不。他的生活总是现在时，但他不是生活在过去，这就是他的魅力。他总是对新事物充满活力和好奇心，因为他太可爱了，而且有一颗年轻的心，他是一个老孩子。所以他身边总有年轻人，清秀又年轻的男生，坐在他的脚边，为他做模特，陪伴他。因此，他一点也不孤单。相反，我觉得查尔斯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周围总是有新人。当然，这些男孩现在已经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艺术史学家。

我从来不记得他有任何怀旧情绪，他从来不对我们谈起过去的事。反而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听我们说这说那。我父亲曾对他做过一次电视访谈，《邓肯·格兰特和查尔斯顿》，在访谈中，他谈了许多过去的事。

我从未把他视为历史人物。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邓肯。

20世纪70年代，邓肯在查尔斯顿的工作室

本站：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还有一位长寿的人物，那就是作家“兔子”大卫·加内特。他先是邓肯的情人，后来娶了邓肯和瓦尼莎的女儿，也就是您的姑姑安吉利卡。“兔子”1981年才去世，您与他有接触么？

尼克尔森:安吉丽卡是我的阿姨。她当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分手之前，我们经常去他们家。有时候，从北方去查尔斯顿的路上，我会路过他家，在他家住几天。“兔子”是个可怕的角色，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是家里一切的主人。他们的四个女儿不听话，很野，所以他整天对她们咆哮。安吉丽卡在家里没有声音，让人觉得她被压垮了。他们在结婚27年后分居，这实际上解放了安吉丽卡。

安吉利卡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1984年，邓肯去世后，安吉利卡出版了自传《善意的欺骗》，像是要把恶魔从她的生命里驱逐出去一样，写到她结婚为止。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邓肯的女儿，就她不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兔子”曾是邓肯的情人，就她不知道。她十七岁时，奈莎告诉了她，邓肯是她的父亲，却又要她保密。她真是被害苦了。她是一个心理很复杂、很纠结的人物。当然，作为姑姑，她对我们一直很好，生日、圣诞节总少不了礼物，带我们去看戏。但是她很难接近，忽冷忽热，非常情绪化，让人难以捉摸。她一会儿对你很好，但转脸就不再理你，一句话不说，完全陷入沉寂，变得那么遥远。她是从来不会和你说心里话的。

大学毕业没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去法国和兔子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他说他有一些旧信件要整理和打字，并请我帮助他。他早年和林顿一起蘸过墨水，或者娜萨刷过几次画布。然而，他们看不到他们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他们将后印象主义引入英国，他们反战，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什么都没有。观众看到的只是性革命。他们从一张床走到另一张床，成了真正的肥皂剧。

而且，因为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也会注意到许多细节上的不准确，我与编剧说过，但是他们要追求戏剧化效果，当然没听我的。例如，安吉利卡是在卧室里生的，不是生在厨房里。这点让查尔斯顿的解说员都很生气，你知道的，你去参观时，解说员会一再强调卧室才是安吉利卡的出生地。还有，奈莎最不喜欢走路，我们到山丘上去散步，她从来不去，所以，她不可能大阔步地与安吉利卡在原野上谈心。克莱夫特别不喜欢孩子，他不可能和孩子玩。当然，我先生是编剧，我知道要营造气氛和情节，真实性就排在第二位了。

本站:电视剧想探讨的是所谓的开放式婚姻。你爷爷奶奶追求的“自由恋爱”会伤害到人吗？第一集你觉得他们不在乎，第三集你知道他们在乎。安吉丽卡要嫁给“兔子”。瓦妮莎告诉邓肯，如果他们反对，他们将成为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悲伤，让人觉得她完全被自己打败了。你怎么想呢?

尼克尔森：第三集很让我感动，特别是奈莎和安吉利卡的关系，真是点到痛处了。奈莎为了她青年时代对“自由爱情”理想的追求，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仅把她自己的生活，也把安吉利卡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她就是想和邓肯要一个孩子，但是又不能告诉这个孩子真相，等到孩子长大了，孩子当然要问：“那我呢？”

当然，很难说如果娜萨不追求“自由恋爱”，她的生活是否会更好。对她来说，这可能是她愿意付出的代价。她认为值得冒险。她为自己的理想而活。也可能是出于她的单纯和无知，她可能认为她与克莱夫和邓肯的关系可以成功。但对我来说，看第三集很痛苦。看着朱利安死去，看着娜萨如此默默接受安吉丽卡嫁给“兔子”。瓦妮莎牺牲太多了。太可悲了，太悲惨了，太昂贵了。娜萨年轻时为了理想的自由失去了一切。

本站：儿子朱利安和妹妹弗吉尼亚相继去世，肯定让瓦尼莎特别痛苦消沉。后来您哥哥起名朱利安，你们这些孙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少安慰吧？

尼克尔森:弗吉尼亚的自杀和朱利安的死给了娜萨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朱利安。弗吉尼亚已经自杀好几次了，所以她淹死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朱利安的死让她受了太多的苦。娜萨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大儿子身上，因为她的其他感情关系一团糟，她和克莱夫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她和邓肯是什么关系？在感情上，她没有其他支持。看看娜萨和朱利安之间的通信。这几乎就像是对爱人说的话，让人觉得很奇怪。母亲不应该这样给儿子写信。因此，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朱利安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他想去中国、西班牙和世界的另一端，只是为了摆脱他的母亲。因此，失去朱利安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输给了娜萨。在给朋友薇塔·萨克维尔·维斯特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可能仍然快乐，但我永远不会快乐。”我想，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当然，我们这些孙辈们确实给她带来了不少乐趣，特别是我哥哥，家里的长孙，而且我父母给他取名朱利安。这对奈莎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非常大的补偿，对她来说很重要。奈莎喜欢孩子，有很多她和孙辈在一起的照片，怀里抱着小宝宝。但是失去爱子，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本站:安吉莉卡与加内特的婚姻并不幸福，但当时没有人提醒她，也没有人阻止她。瓦妮莎的认可是因为她不想做父母，不想在年轻的时候背叛自己的信仰。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她希望安吉丽卡很快厌倦这只阴郁的老狗的爱和原始的头脑，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有凯因斯试图和安吉丽卡交谈，试图讲道理，并邀请她喝茶，但她没有开口。他们的四个女儿也有很多问题。你觉得这很可悲吗？

尼克尔森：对，安吉利卡根本就不应该和“兔子”结婚，多么悲剧的婚姻、悲剧的生活，不仅是她，还有他们的四个女儿，都被搅和得一团糟，她们的生活也都像是一路车祸。但我的两位表姐还活着，我不想多说什么。

这个网站:我们换个话题吧。电视剧中，饰演你父亲的演员是英国图书馆中文部前主任吴芳思的儿子。记得年初和她见面的时候，她激动地告诉我，她儿子得到了这个角色，但没想到有什么台词。

尼克尔森：对呀，我也为我可怜的爸爸打抱不平，他一句话都没说！大家常说，家里如果有三个孩子的话，当中那个肯定有问题，这叫老二综合征。我爸就是老二。朱利安是长子，大家都爱他；安吉利卡是爱情的结晶，也很受宠。我爸就有点不被当回事。我觉得这反而对他有好处。他年轻时也有些找不着他自己，不明白他的性倾向，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而且，他非常害羞，不会和女人打交道。我妈妈也是家里的老二，她曾经订过婚，但未婚夫不幸阵亡了，所以，她一直以寡妇自居。我父母结婚时，妈妈三十六岁，爸爸四十二岁，在五十年代，他们绝对是大龄。我爸爸觉得他非常幸运，能遇到我妈，我妈能看上他。他们互相很忠诚，一起工作，应该说他们的婚姻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是两个非常稳定的二胎组成的稳定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我总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本站：另外还有两部电影，许多年之前的《卡灵顿》和前几年的《时时刻刻》，您如何看？

尼克尔森:这两部电影我都不太喜欢。卡灵顿的日记很好，很感人。她对一个同性恋男人的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男人不能给她想要的东西。从情感上讲，电影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感。

《时时刻刻》里面的弗吉尼亚，只有多愁善感忧郁的一面。真实的弗吉尼亚是躁郁症，不是忧郁症，她的情绪游走在极高和极低两端。一方面，她是最有趣、最伶牙俐齿、最锋芒毕露、最会说笑打趣讥讽逗乐的人，另一方面，她也是最深最黑的忧郁。我爸曾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查尔斯顿，阴雨绵绵的星期天下午，无事可做、无聊至极时，他们最想见到的人是谁？肯定是维吉尼亚，因为她是最好玩的。《时时刻刻》里的弗吉尼亚，像一只死鸟，毫无情趣。女演员也完全自我陶醉，一点都不好。当然，小说本身还是不错的。

伍尔夫，波西米亚人

本站：说到您的姑婆伍尔夫了，您的名字显然是随她的，您也是作家，您觉得自己受到她的影响么？

尼克尔森:我对伍尔夫的感情很复杂。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大人谈论这个“疯阿姨”，知道她是一个著名的作家。爸爸告诉我们，她能听到鸟儿用希腊语和她说话。我们觉得很有趣。我大一点的时候就知道她是自己淹死的，这让我们觉得很可怕，一点都不好笑。对我们来说，她就像童话里的一个角色，她的姓和童话里的狼很像。父母以她的名字给我取名，我对她肯定有抵触情绪。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精力和她保持距离，避开她，绕弯走，不进入她空。

我与伦纳德是熟悉的。他请我爸爸写弗吉尼亚的传记，我爸爸一开始觉得无法胜任。后来他接受了，可能因为他觉得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了解伍尔夫的人，也可能他不想让别人去写吧。但他很清楚，他写的是关于她生活的传记，而不是她作为文学家的传记。后来Hermione Lee写了另一本传记，更突出了伍尔夫这个作家。两本传记各有重点，相得益彰。

当爸爸写传记时，他的母亲是他的助手，帮助他研究。那些年，我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在家里，他们整天住在弗吉尼亚，这让我很不开心。有一天，我说:“哪个弗吉尼亚？你是在说我吗？”我的父母非常理解我，他们总是在我面前称她为“伍尔夫夫人”。

后来我开始读她的书，才意识到她的才华和她的着作的力度。她的声音霸占着我的脑海，那么强大，那么有力。在这样巨大的影子下，我自己是不可能写作的。所以，我去BBC工作，做纪录片的研究员，做记者，我要到四十多岁后，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才开始写作。

虽然我和她同名，但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根本不是她。她脆弱、疯狂、没有孩子。她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相反，我脚踏实地，没有她想象力丰富，所以我的书不是小说。我和她相差甚远。我也不像娜萨。我更像我妈妈。我妈妈是最伟大的研究员。她仔细核对数据，从不遗漏任何细节。后来，伍尔夫的日记被我妈整理好了。我妈妈还活着，她已经九十九岁了。

本站：您最终还是成了一位作家，1997年，您出版了《查尔斯顿》，2002年，您的《波希米亚人》非常畅销，之后的三本着作都是关于上个世纪的妇女生活，她们如何在战争年代生存，如何争取妇女权益等，这些都是社会历史的着作。您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声音的？

尼克尔森:多亏了我爸爸。娜萨、邓肯和克莱夫一直在租查尔斯顿的房子。1978年邓肯去世后，房东想卖掉房子。房子所在的农场属于另一个叫盖奇的家庭。这个家庭的黛博拉·盖奇是一名艺术经纪人。她明白，来看过之后，她觉得这个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品，她应该努力保留它。她找到了我父亲，成立了查尔斯顿信托委员会，并开始筹集资金。他们都开始筹集资金。她实际上筹集了100万英镑，不仅买了房子，而且还有闲钱装修。它于1986年正式向公众开放。我父亲是信托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帮助泡茶和咖啡。现在我是副总统，也是我家庭成员的唯一代表。

后来我爸爸打算写一本关于查尔斯顿的书，但他没能完成，就生病了。1996年，我父亲病重在医院，他叫我去帮忙。查尔斯顿曾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当然义不容辞。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周，我每天都拿着个小录音机到他的病床前，问了他所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帮助他完成这本书。多亏了我十多年纪录片研究员的经验，所有的问题都问到了。爸爸在圣诞节前去世，到复活节时，我已经把书完成了。这本书是我和他的对话，从两个角度写成的。

看完第一本书，突然有了信心，发现自己可以写了。所以，还有未来的书。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爸爸。仿佛他的一只手从坟墓里伸出来，引导我写作，给了我这种谋生的方式。

本站:你的波西米亚人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到二战前艺术家们的波西米亚生活。他们如何为了自由而放弃安逸，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反叛传统，掀起了家庭生活的一场革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本书和你自己的文化底蕴有关。

尼克尔森：这本书和我的文化背景很有关系，也与我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分不开。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教育，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家务，你肯定是有同感的。所以，我就想，上个世纪初期，那些艺术家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从死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家居生活中走出来的？他们是如何学会并做到“不在乎”传统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这本书里只占很小一部分，我写到了许多其他的艺术家，有些后来功成名就，例如Augustine John、Eric Gill, 但也有许多没能在艺术史上站住脚，许多是在贫困交加中死去的。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艺术家波希米亚式的理想：叛逆、艺术、友谊、自由、理想、宽容、爱情、不守规矩等等。这些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价值观念。

我希望我的书符合我的文化背景。《波西米亚人》讲述的是艺术家们无拘无束的生活，后两本书讲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的地位和生活。我觉得我继承了爷爷奶奶宽容自由的思想，我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偏左的。我最新的一本书讲的是50年代的女性生活，讲的是我母亲那一代人，过着非常内敛的家庭主妇生活。

本站：您的父亲昆丁·贝尔在谈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时曾说：“一个时代的胆大妄为成了下一个时代的陈词滥调。”在经过了几十年、一百年后，英国人是如何重新评价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您怎么看？

尼克尔森:的确，英国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不再与现实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他们太精英化，远离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我不同意他们。这个群体的很多思想被后人不自觉地吸收，促进了社会的包容和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例如他们的宽容、思想言论的自由、反战、支持妇女地位、友谊等，其中友谊最重要。就像E. M. 福斯特的那句名言：“如果要在背叛国家还是背叛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宁可背叛国家。”对他们来说，友谊高于一切，高于国家，也高于一切政治系统。

人类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历史的发展总是向前两步，向后一步。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一场战斗要打。比如我奶奶那一代开始争取女权，伍尔夫的《我的房间》就是典型的女权主义作品。我出生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我们仍然要为女权而战。现在，我的两个女儿都二十多岁了，她们还要进行同样的斗争，因为女权主义还没有完全获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奶奶们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因为我的女儿们还在继续她们的奋斗。

我爸爸自己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部分，但我不认为他完全同意他们的价值观。例如，反战这一点，绝对是两代人的分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林顿、邓肯等，都是反战的，逃避兵役，逃到乡下去。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抬头，朱利安和我爸爸都相信要以武力来制止法西斯。所以，朱利安会去西班牙战场，二战中，我爸因为肺结核无法上前线，但他在战地宣传机构中工作。不像他的父母辈在那么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仍然不希望打仗。还有一点，克莱夫到了晚年非常保守，完全转型成了统治阶层的一员，绝对是我爸爸所指的“陈词滥调”。而我爸爸一辈子都是左翼的，一直是工党的党员。

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和中国

本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剑桥大学最近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作家叶君健的展览，其中提到您的伯伯朱利安等。而且朱利安在中国时曾与女作家凌叔华有过一段恋情，中国女作家虹影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本小说《K》，你看过么？

尼克尔森:我知道朱利安和一个中国女作家有关系，好像有人写过小说，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和书名。关于朱利安，有一本传记《朱利安·贝尔:从布鲁姆伯利到西班牙内战》，作者是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这本书可能值得一读，但我没有读过。我们都知道这个叔叔聪明、体贴、勇敢、风趣。很遗憾我们没有认识他。

本站：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他成员与中国作家的关系，您了解吗？当年萧乾与福斯特来往密切，您父亲和叶君健也关系不错。

尼克尔森:我太无知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1976年左右，我父母去过一次中国。他们步朱利安的后尘，先去北京，然后去武汉。他们还找到了朱利安的一些老朋友，并与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我刚刚大学毕业，做着自己的事情，去了意大利和法国，我不在乎父母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与中国作家有书信往来。爸爸的档案都在苏塞克斯大学。

在查尔斯顿，你也能看到许多中国的物品，例如画室壁炉台上的那尊观音像，还有奈莎卧室里的茶壶，都是朱利安从中国带回来的。我还记得我们住的阁楼就像一个宝库，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抽屉找到一大堆丝线，那么多的颜色，真漂亮。我妹妹就去问邓肯要，邓肯说你拿去吧，那肯定都是朱利安从中国带回来的，他留着也没有用。我妹妹就用丝线织了一个小包，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些鲜亮的颜色，那么漂亮。

中国有那么多人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感兴趣，我祖父母辈要是知道，肯定会非常兴奋的。■